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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 1944 年獨立，1970 年開始，一直被阿薩德家族統治著。終於在 2011 年，一場民眾的抗議示威升級成了武裝衝突，敘利亞內戰爆發。敘利亞內戰至今已持續了九年，導致超過三十七萬人傷亡，而且還有數百萬難民不得不放棄家園，逃往國外。雖然敘利亞被戰爭摧殘多年，我們也因此經常在新聞裡看到這個國家的名字，但我們對敘利亞並不了解，更很少有人真正近距離觀察過這個國家。今天，有請國際記者劉怡和紀實攝影師李亞楠來談談他們三次前往敘利亞各城市的經歷。劉怡是《三聯生活周刊》的主筆，曾經做了近十年的戰爭史研究。
劉怡：我們在大馬士革的一個多星期裡，都住在一個叫 Sham Palace 的酒店，翻譯過來是沙姆宮，頂上有個旋轉餐廳。我每天早上七八點起了床，在餐廳吃飯的時候，看城裡面哪個方向在冒煙，就知道反政府武裝的迫擊砲彈今天大概打在了哪裡。
Sham Palace 酒店在敘利亞國民議會大樓和中央銀行總部附近，在周邊能看到 2012 年內戰最激烈時留下的種種痕跡。當時反政府武裝已經攻到了市中心，很多公共建築物上都留有機槍子彈的彈孔，還有爆炸造成的損壞。當時在國防部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一個叛變的軍官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彈，把阿薩德總統的姐夫，也就是當時的國防副部長炸死了。通過那些痕跡，能推斷得出，在 2012 年的夏天，敘利亞確實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
■ 從酒店看大馬士革 圖/李亞楠拍攝
不願離鄉的敘利亞人
李亞楠：敘利亞阿拉伯人真的是阿拉伯人的希望，全部都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和他們相處很舒服。我在跟他們接觸時，感覺這其實是一個很高級的社會。外界對敘利亞的印像都是戰火紛飛，慘不忍睹的，從祖國逃離的敘利亞難民也被刻畫成犯罪分子，但當地的敘利亞人真的是很好。
當時東古塔那邊還在打，每天象徵性地互相發那麼十幾二十枚砲彈，但是大馬士革城裡秩序井然，該上班的上班，該堵車還是堵車。當時戰爭雙方，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就跟兩個人隔著一條峽谷對唱山歌一樣。人們對戰爭的想像都是各種慘不忍睹，但其實再艱苦的環境，人還是會餓，就得吃飯；人也會累，要睡覺。這就回歸到了正常的生活。所以在敘利亞我感觸特別深的一點：不管雙方打成什麼樣，正常人還是要生活。
劉怡：我們當時雇了一個當地嚮導，他是大馬士革大學的新聞學碩士，當時還在申請博士，會好幾國外語，非常聰明。他打扮很西化，當地阿拉伯人會穿袍子，但是他永遠都是牛仔褲，跟歐洲的年輕人穿著打扮差不多。我當時問嚮導，你為什麼不願意去做難民？
他說，很簡單。我到德國去了，我能幹什麼？我能當個卡車司機？或者開一個小店賣土耳其烤肉？這是絕大部分去了西歐的難民的最終出路，我們只能從事這種低端的體力勞動和服務業。但我是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留在大馬士革，我跟你們這種國際記者打交道，我從你們那兒能獲得一些對於我的專業能力的尊重。包括你們付給我美元，在戰時的大馬士革有能力持續弄到外彙的話，其他人會願意跟我交換一些社會關係和資源。我留在這裡雖然有很大的危險，但是我還是想過一種體面的生活，所以哪怕天天頭上過砲彈，我也願意在這個地方呆著。
■ 大馬士革的當地嚮導 圖/李亞楠拍攝
地下酒吧
當時正趕上伊斯蘭教的宰牲節，全國放假。在宰牲節的前一天晚上，嚮導說要帶我們去一個好地方。他把我們帶到了大馬士革老城裡邊一個地下酒吧。大馬士革有人類居住的歷史至少超過四千年，這種古城在地下水過度開採之後，最原始的建築會沉降下去，在沉降下去的地基上，可能又會不斷地複建。所以很多與前聖經時代有關的大馬士革古蹟，都沉降到了大馬士革老城的地下。嚮導帶我們去的酒吧，就在這樣的地下。
大馬士革在內戰過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被封鎖的狀態。烈酒屬於奢侈品，只能定量供應。進到酒吧之後，我們可以領到兩張票，一張票可以買一杯shots。地下室的場景，其實挺讓我震撼。酒吧裡空氣流動不好，光線也不好，但是那些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年輕人全都擠在一塊喝酒，跳舞。我甚至看到一個包著頭巾，穿著黑色罩袍的姑娘面前放了一杯伏特加，跟周圍的人聊天，一起抽水煙，抽香煙。那是一個非常喧鬧，又非常快活的地方。而與此同時，酒吧的上方，又會動不動地響起砲彈爆炸的聲音。
在這麼一個怪異的環境裡，我當時就突然有點明白，1937 年到1941 年，上海租界孤島時期是怎麼回事。當時躲在租界裡的上海人朝不保夕，他們不知道日本人甚麼時候會打進來。敘利亞的這些年輕人也不知道，喝完酒走在回家的路上，會不會就被炸死了。在這種心理狀態下，他們可以拋卻宗教戒律以及家庭的束縛，在一個可以縱酒狂歡的地方，過完今天，不想明天。
跨年煙火的小插曲
李亞楠：2018 年底，第二次回到敘利亞，其中有個很重要的時間點是跨年。當時東古塔包圍圈被政府軍拿下了，大馬士革恢復和平。大馬士革機場已經復航，於是我們12月31日就飛到了大馬士革。我們猜想跨年會有慶祝活動，就直接去了市中心，多馬之門那裡。
進到老城之後，已經很有節日氣氛，街上到處都擠滿了人。大馬士革人已經有八年沒有聚在一起，我能感覺到大家一開始都還是比較拘謹，害怕這個時候有一顆砲彈來了，那得死多少人呢？但是短短半個小時之後，氣氛就開始熱烈起來。人們開始自發地放炮，放煙花，有的人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就拿著槍往天上打。所有人都把手機的閃光燈打開，跟國內的演唱會一樣，星星點點的光灑滿了整個多馬之門。
當時有個五六歲的小女孩，躲在媽媽的黑色長袍裡。煙花在半空炸開，小女孩看著就哭了起來。我當時在想她是為了什麼而哭，是她沒見過這種東西，還是太激動了，還是因為害怕。在這之前，她聽到的所有帶響的東西，可能要不是槍聲，要不就是炮聲，她可能沒有見過這種代表歡樂，代表慶祝，宣洩人們興奮情感的煙火。
劉怡：整個過程可能放了十五分鐘的煙花，規模也不大，這個場景要是放在中國，甚至有些寒酸。但是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宣洩，意味著他們的生活終於可以回到正軌。我能明顯感覺到，每個人都很激動。
敘利亞人渴望被認可
劉怡：敘利亞人很喜歡談論一些不那麼實際的事情，所有人都是很厲害的歷史學家。他們對一千年、兩千年以前的事情比當下發生的要健談得多，包括哪裡是聖經當中記錄的一個重要地名，哪兒發生了一個中世紀重要的宗教事件，每個人都能給你聊得頭頭是道。但他們對於自己當下的生活，對他們的政府，就很避諱，不願意多說。
我記得2019 年1 月份第二次去敘利亞時，我們想去重訪東古塔包圍圈的廢墟，結果在那兒被巡邏兵逮住了。之後來了一個情報局軍官，他英語講得不錯，一本正經地告訴我，在敘利亞有這樣一個傳說：牛津大學有一個阿拉伯裔的教授，1978 年中國政府花費重金把他請到中國去，幫你們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綱領。在敘利亞大家都這樣說，這說明我們阿拉伯人還是非常聰明的，只是我們沒有好的條件施展。從這種聽來可能很荒謬的故事裡，能看出敘利亞人其實有特別強烈的自尊心，他們很渴望別人去認可他們的文明。
被炮火摧毀的古城
劉怡：這一次旅程我們從大馬士革出發，最北到達了阿勒頗，在那裡住了快一個星期。在途中我們還經過了與內戰初期關聯密切的哈馬和霍姆斯。霍姆斯、哈馬和阿勒頗這三座城市都是敘利亞的歷史名城，尤其是阿勒頗，是人類最早的定居點之一，戰前也是敘利亞的第一大城市。但這幾座城市在戰爭中都經歷了非常嚴重的損壞，像倭馬亞清真寺這樣的歷史文化遺產，都毀於炮火當中。
李亞楠：到了阿勒頗和霍姆斯之後，我特別興奮。我很喜歡那種畫面，古老的城市，幾千年的世界文化遺產，因為現代戰爭，被摧毀成了一座戰爭廢墟。落在城市裡的一顆顆炸彈，自然又人為地把樓房炸出一種難以想像的形態。那些巨大的靜默體，在我面前孤零零地立著，整個世界沒有一點人氣，光看著心裡就直發顫。所以當時在阿勒頗，我們本來只打算待兩天，但是我一看那架勢，就跟劉怡說，不行，至少得住四天。我得好好逛一逛，拍一拍。那些廢墟像經歷世界末日後的遺跡，走在裡面似乎能嗅到一些復甦的跡象，但是種種跡象又表明，這個地方很難復甦或者過程會非常緩慢。
■ 霍姆斯的戰爭廢墟 圖/李亞楠拍攝
匯集各方英雄的男爵旅館
劉怡：我們專門去拜訪了阿勒頗一個非常著名的歷史文化地標，叫做 Baron hotel，男爵旅館。這個地方可能到目前都沒有恢復運營。這個旅館興建於 1890 年，是近代中東第一座歐洲式賓館。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由馬祖里安家族的三代人經營。最近一個多世紀裡，幾乎所有跟中東有關的著名人物都曾經在這裡下榻。旅館裡有一個酒吧，牆上裱著一張紙，那是英國著名的中東探險家勞倫斯的欠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在這個地方居住，當時還有三英鎊的酒錢沒有付清。
然後，阿加莎·克里斯蒂在這座賓館寫了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第一章。1920 年，費薩爾親王在這個地方起草了敘利亞的第一份獨立宣言。後來蒙巴頓夫婦、艾森豪威爾夫婦，包括丘吉爾，納賽爾、赫魯雪夫、薩達特，他們都曾經在這個地方居住過。現在這個酒店住著一個老太太，講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她是旅館的末代主人，第三代馬祖里安的妻子。他們曾經是幾十年的好朋友，2015 年結婚，2016 年第三代馬祖里安就去世了。老太太 1970 年代初在貝魯特美國大學讀書，之後一直在阿勒頗的一個國際學校裡教書，教了幾十年的英語和化學。
李亞楠：旅館的咖啡廳很古樸，特別有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感覺。裡面擺著墨綠色的皮質沙發，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灰塵在空氣中呈現出丁達爾現象。雖然咖啡廳裡只有我們三個人，但是我好像能看到這裡曾經熱鬧的場面，那些歐美來的貴族、大人物們，在咖啡館裡抽雪茄，喝咖啡，喝紅酒，聊一些跟整個世界都有關的事情。他們可能隨便商討的一件小事，對歷史的進展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劉怡：老太太講了兩件事，還挺有趣的。第一，她覺得巴沙爾·阿薩德總統對於戰爭沒有責任，因為她覺得他是一個醫生，醫生是不會殺人的。第二，雖然她沒有去過中國，但是她對中國有著異常好的印象。前幾年為了幫助敘利亞重建，中國提供了比較多的物資，中國大使也曾經到阿勒頗來專門拜訪她。這個老太太覺得中國的大使很有禮貌，很斯文，她問大使，中國有多長時間的文明史？大使說，大概五千年。然後老太太就覺得他也是從一個文明古國來的，這樣他們才可以平起平坐。
伊斯蘭國在敘利亞
伊斯蘭國，簡稱 IS，可以說是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了。在敘利亞內戰的中期，這個遍布中東的組織趁亂控制了敘利亞很多地方，而它的核心就在敘利亞的東北部。但有意思的地方就來了，這個敘利亞的東北部呢，恰恰又是敘利亞最大的少數民族，庫德族的聚居區。庫德族人一直有驍勇善戰的口碑，在各國力量的支持下，他們不僅抗住了伊斯蘭國的攻勢，而且逼得伊斯蘭國不斷縮小控制範圍。這一次 ，劉怡和李亞楠就是要去庫德族人的控制區。
劉怡：伊斯蘭國通常會把一些已經受了傷，失去戰鬥力的武裝人員，還有一些家屬從控制區中送出來，尤其是在戰爭的最後一年，這樣的人員流動特別頻繁。我當時就去了一個接收伊斯蘭國傷兵的現場，看到了很多外籍的伊斯蘭國戰士，英國人和德國人，都很年輕。他們很多也談不上是多麼狂熱的宗教分子，來參戰主要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很多人有些尋根心理，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阿拉伯裔的人，或者阿拉伯移民的後代，跟自己國家主流的種族是不一樣的。第二，伊斯蘭國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這幾年，什麼人都招。他們到很多地方招專業的技術人員和公務員，通過銀行系統幫他們洗錢，還會招募很多石油精煉工業的工程師，幫他們煉原油。
跟當地人聊天的時候，會發現伊斯蘭國很多時候在北敘利亞進行的戰爭，其實非常荒誕。北敘利亞有一個地方叫阿薩德湖，蘇聯在幼發拉底河上幫助敘利亞政府修建了一個水電站，叫革命大壩，伊斯蘭國把它佔領了。在此前的交戰過程中，大壩上原本六台發電用的渦輪機，有四台損壞了，只有兩台還能使用。
伊斯蘭國打電話到大馬士革，說，水電站承擔北敘利亞將近一半的發電量，如果不把渦輪機修復，整個北敘利亞就要大面積停電，出於人道主義，你們也應該派人來修。然後阿薩德政府就派工程師到伊斯蘭國控制區，修復了兩台渦輪機，水電站又開始運轉。接下來伊斯蘭國派人到北敘利亞，庫爾德武裝，還有政府軍控制的地區收電費。告訴他們說，是因為我們伊斯蘭國保護了革命大壩，才讓北敘利亞沒有斷電，燈火通明，你們要是不給電費我們就把電掐了。所以庫爾德人一直在給伊斯蘭國交電費。有時候我覺得伊斯蘭國很多的行事方式，其實更像是一個經濟組織。
■ 庫德族女兵在給伊斯蘭國的家眷做安檢 圖/李亞楠拍攝
劉怡：有一個場景給我的印像很深刻。在大馬士革的西邊，有一個很小的遊樂場，裡面有個小摩天輪，我當時想找人聊一下。結果在那兒碰到了十幾個小孩，差不多都六七歲左右。他們看到了我跟李亞楠想和我們聊聊，可能又有點不太好意思，他們就舉行了一次民主會議，最後派了一個代表過來，很斯文地跟我們鞠了個躬，然後問我們從哪裡來，第幾次到大馬士革來之類的。
我跟李亞楠說，你要知道，這些小孩他們會害羞，而害羞在這種國家就是文明的一個標誌。因為我 2016 年去過伊拉克，當時在巴格達鬧市使館區附近碰到好多小孩踢足球，我就想找幾個人過來聊聊天。在聊天的過程中，有一個小孩先把我手上的塑膠手環擼下來，他在試探我對他們的這種行為有沒有不滿，下一步他們就開始擼手錶。他們的試探特別有技巧，而且絕對不是第一次這麼做。
伊拉克從第一次海灣戰爭之後就受到製裁，好多學校關閉了。經過了可能三十年左右的衝突，教育體系崩塌之後，小孩子變得不那麼文明，但在敘利亞的這些小孩身上還看不到這種東西。敘利亞從 2011 年爆發衝突到現在其實不到十年，在戰爭中出生的這一代的孩子，現在還在上小學的年紀，而比較大一點的孩子，他們可能在戰前就受到了教育。但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衝突超過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也許我見到的這些非常羞澀，非常斯文的孩子，也會變得像伊拉克那些要手錶的小孩一樣。這會讓我很難過。
■ 大馬士革羞澀的小男孩 圖/李亞楠拍攝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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