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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從 2013 年開始，一個叫 Out of the Box：The Rise of Sneaker Culture 的球鞋展覽開始從多倫多巡展。去年，這個展覽遊歷到了加州奧克蘭博物館和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
藉著簡單梳理球鞋的歷史，這個展覽也展示了球鞋文化的變遷，不過討論的重點並沒有放在球鞋長成什麼樣子，而是關注了球鞋的“身份”。換句話說，就是在講人類社會都給球鞋貼過些什麼標籤。
這不算是一個取巧的視野。因為球鞋正和瑜伽褲、運動內衣一起在全球各地賣得火熱，尚未走到能蓋棺定論的地步。比如，為了與時俱進，這個展覽上還陳列了兩雙 New Balance 球鞋。自 2016 年 11 月美國大選起，這個美國球鞋公司就開始公開表態支持 Donald Trump 。隨後，就有人氣急敗壞地把 New Balance 的球鞋丟進垃圾桶裡焚燒，還拍成照片傳到 Twitter 上。
該展的策展人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球鞋的文化意義會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關係的變化而變化。”。她還解釋道，這個展覽會選擇 New Balance 鞋子就取決於來訪者的 (對 New Balance 11 月份做的事) 反應。
這正是展覽選材的標準。過去 200 年，球鞋分別和階級、國家主義、美國身份、民權運動、男子氣概、健身文化、青年文化，以及個人英雄主義這些詞都扯上過關係。
1839 年，美國人 Charles Goodyear 發明了硫化橡膠後，橡膠球鞋才得以誕生。1870 年代中期，有人把橡膠鞋底應用到門球，當時這種鞋被稱為“daps” 、 “sandshoes” 、 “gutties” ，最權威的名字是“plimsoll” ，還不是現在的”Sneaker” 。
“plimsoll” 什麼意思？指航海俗語中“吃水線”。因為當時的橡膠鞋底的邊緣也有類似的線，如果水沒過這條線，球鞋就會濕。
從這個簡單的比喻來看，剛剛誕生的這個新玩意兒的社會身份並不複雜，它還尚且只是有錢人運動消遣時用的摩登產品。
1916 年，美國 U.S. Rubber 的橡膠公司開始生產 Plimsoll ，並為此成立了 Keds 品牌。由於這種鞋走路時悄無聲息，廣告代理商 Henry Nelson McKinney 用了 “Sneaker” 這個詞來為它做市場推廣。此後， “Sneaker” 就變成了運動鞋的代稱。
等到 1920 年代，工業化大生產讓運動鞋能夠大規模生產出來，曾經只在網球場上馳騁的球鞋也順利進入了籃球領域。成立於 1908 年的 The Converse Rubber Shoe Company 找到當時著名的籃球運動員 Chuck Taylor 簽約，邀請其參與籃球鞋的設計改良，並於 1921 年推出了All-Star 系列帆布鞋。
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處於脆弱的和平中，各個國家都對運動文化充滿了興趣，這也把體育運動提升到國家主義和優生學的高度。國家鼓勵民眾去參加體育運動，並不是為了完善體格，而是為了下一次世界大戰做準備。在當時的德國、日本和意大利，大範圍的運動成為了風潮。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運動鞋在法西斯主義的籠罩下變成了最民主的一種形式。”。
緊接著是 1936 年那一場著名的由德國人主辦的第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納粹德國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希望通過該屆運動會向世界證明強大的德國國力。他與其它德國高官都對德國運動員在比賽中的成績抱有極高的期待。同時，納粹的宣傳部門也極力宣揚“亞利安人種的優越性”，並將黑人描述成劣等民族。
結果美國非洲裔田徑 Jesse Owens 分別拿到了男子100 米、200 米、跳遠和 4×100 米接力 4 枚奧運金牌。希特勒非常惱火，還大言不慚地說“從雨林裡走出來的人很原始，他們的身體比那些文明化的白人更強壯，因此應該在將來的比賽中排除出去”。
而 Jesse Owens 當時穿的 Dassler 球鞋也被記錄了下來 (這家公司你可能不曾耳聞，隨後家族企業的兩個兄弟分家，變成了 Puma 和 Adidas) 。和他一樣，這雙球鞋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贏得了 11 萬觀眾的掌聲，並成為了“反抗”的象徵。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美國政府限量供應橡膠後，穿橡膠鞋來表示反抗這件事變得成本太高。不過接下來，關於這種實用又廉價的鞋子的身份的敘述馬上就要長期性地轉入美國。在那裡，球鞋將出現在民權運動、好萊塢、 Hip-Hop、 NBA 和城市郊區化的時代背景中。很快，它就要成為美國身份的象徵。
當時，運動鞋主要用在運動場上，日常生活中並不多見。而 1950 年代電視的興起，則讓明星運動員和青少年成為了運動鞋話語體系中的領袖型人物。馬龍·白蘭度在電影中穿上了運動鞋。 James Dean 很快重新包裝了 Chuck Taylors，為的是再次吸引反叛的年輕人注意力。
1964 年，Nike 創立了，它最初是製造著名籃球運動鞋 Onitsuka Tiger 公司的分銷商。
同時，球鞋成為了美國民權運動的註腳，它的標誌性事件是 1965 年流行的一部以黑人演員 Bill Cosby 做主演的電視劇 I Spy。主角是一名 CIA 的偵探，但是偽裝成了網球教練，喜歡穿著白色的 Adidas 球鞋。
而到了 1968 年，球鞋在墨西哥城奧運會上也很耀眼。美國運動員 Tommie Smith 拿到了短跑的金牌，他的隊友 John Carlos 獲得銅牌，他們脫下了 Puma Suedes ，穿上了襪子就上台領獎了，想以此舉來喚起世界對非裔美國人的貧窮的關注。
隨著美國城市化往郊區發展，慢跑運動的興起，美國城市特別是在紐約越來越多的玩籃球的人。就像 Break Dancing 一樣，校園籃球變得越來越流行，也進入了主流文化。
同時，在美國掀起的慢跑熱，這也讓低幫高性能的慢跑鞋流行起來。但這種鞋並不是為了跑步而準備，它們看起來五彩斑斕，和時尚關係比較緊密。1977 年， Vogue 宣布這種“真正的跑步鞋”已經變成了時尚的象徵。人們往往會需要很多雙球鞋，而且會為了不同的活動準備不同樣式的。球鞋公司擁抱了婦女解放運動，也讓廣告只針對女性體質和生活方式。
球鞋歷史學家 Bobbito Garcia 在Out of the Box 展的序言中寫道，“在 1970 年代，紐約客們痴迷於籃球和 hip-hop 文化，這也讓運動鞋從運動專業領域向文化表達領域轉型。”
再然後就是玩搖滾的人、玩滑板的人，他們選擇帆布鞋倒不是一定是因為它們跟更舒服或者更酷，而是因為便宜，沒有標籤。而 Converse、Keds 和 Vans 這些品牌能在大街上紅起來，則需要感謝 Ramones、Sid Vicious 和 Kurt Cobain 這些樂隊。
有氧健身運動流行之後，球鞋銷售低迷過一段時間。不過，1984 年，Nike 簽下了 Michael Jordan 並推出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雙球鞋 The Air Jordan。
起初，按照 NBA 規定球員需穿白球鞋的規定，Michael Jordan 並不能穿著這款紅黑色的運動鞋上場。為了做廣告，Nike 則需要支付每場 5000 美元的罰款，這樣這位籃球明星就可以“穿他想穿的球鞋了”。 Nike 當時的廣告詞是：NBA 沒法不讓你愛上它。
Elizabeth Semmelhack 說，“他成了個人主義和反叛的代名詞，而他所穿著的鞋子一夜間成了所有人都想擁有的東西。”
1985 年 Air Jordan的公開發售，被廣泛視為現代 Sneakerhead (球鞋熱) 文化的催化劑，正如很多人醉心於收集古董車和瑞士手錶，這些球鞋迷們也會瘋狂追捧並收集新款球鞋。
愛迪達 (Adidas) 公司也沒閒著。 1986年，說唱樂隊Run-DMC 發表了單曲《My Adidas》，歌曲一語雙關地唱到“I wore my sneakers, but I’m not a sneak” (我穿球鞋，可我不是什麼鬼鬼祟祟的人) 。此舉為他們帶來了 Adidas 的代言合約，也讓他們成為第一個在運動鞋上印上樂隊名稱的組合。
(Judi Werthein 做的球鞋)
(Oscar Niemeyer 和 Converse 的合作款)
除了和商業上的結合，球鞋還被直接用來表達社會意見。
2005 年，藝術家 Judi Werthein 在做一個“跨境藝術展”時動手為想要從聖地亞哥非法入境到美國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設計了球鞋。 “考慮到想要通過美國海關口的時間通常是在晚上”， Judi Werthein 還在球鞋上還做了指南針和閃光信號燈。 Judi Werthein 表示，她這麼做是在為移民發聲，她想要引起社會的關注，讓大家來討論“美國是否真的需要這麼多廉價勞動力”。
類似的行為還有 2013 年巴西建築師 Oscar Niemeyer 和 Converse 合作，把人權口號和象徵符號暗藏在了經典鞋款 Chuck Taylor 上，並希望此舉能引起在政治上的討論。
不過，當時英國《衛報》就評價說：“不知道隨後在遙遠的印度尼西亞的代工廠裡，工人們生產這款鞋時會怎麼想？”
當然，除了這些深刻的含義之外，Out of the Box：The Rise of Sneaker Culture 展覽上也提到了以下這些事：1984 年 Gucci 網球鞋開啟奢華球鞋的年代；1985 年，Air Jordan 開啟的愛球鞋成痴年代； 2002 年，Adidas X Jeremy Scott 開啟設計師與球鞋的聯名款時代；當然還有，2015 年 Kanye West 為 Adidas 設計的 Yeezy 750 Boost。
這樣，差不多就把球鞋涉足到的領域都涵蓋到了。而最後，它在時尚界的嶄露頭角正好為它 200 多年的“身份”史找到了一個新註腳 — 一種比以往的直接表達更自如、但也容易更自相矛盾和淺薄的意義。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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