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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在中國網路世界，印度是少數能夠長期保證流量的熱點話題——所謂“有印必火”，誠不我欺。 “神奇”、“奇葩”、“開掛”已經難以形容這個國家，圍繞印度還演化出“老仙”、“恒河水”、“布朗運動”、“十天十夜都沒想通”等一套接著一套的新詞，可見其熱門程度。
隨著近期中印邊境局勢升溫，一大波涉印文章再度被熱炒。這些文章乍看饒有趣味，但卻往往經不起推敲：有只盲目談文化、情懷的“印吹”文章；有半真半假夾帶私貨只為炮製10 萬+的“爆款”文章；但最多的還是通篇充斥著傲慢自負的“印黑”文章。
我長期在研究機構從事印度政經研究和中印合作實踐，見到印度話題熱門一方面欣喜不已，慶幸工作對象受到熱捧，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擔心，因為“印吹”、“爆款”、 “印黑”文章不僅無助大眾更好認識印度，反而強化刻板印象，促成“資訊繭房”，導致更嚴重的誤解甚至誤判。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認識和了解的印度擺出來說一說、議一議，為大家“安利”一個看待印度的好用框架——由“鄰國”、“大國”、“發展中國家”構成的“三國框架”。無論如何，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對中國心存芥蒂的巨大鄰國，重視比輕視好、客觀認識比主觀臆斷好、耐心說理比情緒宣洩好。
空間和分類意義上的鄰國
“鄰居可以選擇，鄰國不能選擇”。中印不僅是地理近鄰，在分類意義上也極為相似。中印體量規模相當、當代歷史相似、發展路徑可比，因此總免不了被兩相比較。無論印度自身發展的好不好、中印關係怎麼樣、印度對華是否懷有敵意，這個和中國各方面都相似可比的國家將永遠在空間上處於中國臥榻之側。對待這樣需要長期共處的超大號鄰國，無論中國國家戰略如何定義印度優先級，普通中國人在主觀上不管是喜愛、厭惡或是無感，其實都應該拿出足夠重視。
中印作為地理鄰國，走過 70 年曲折的道路。雖然上世紀50 年代中印兩國作為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主力時密切配合過，但這份情誼50 年代末就因印度在西藏、邊境問題上的種種挑釁而急轉直下，兩國最終在1962 年兵戎相見，並以印方完敗告終。
這場戰爭為印度留下深刻的“ 62 情結”，自此印度精英對華戒懼心理根深蒂固，這導致中國無論對印度是重視還是輕視，是懷有善意還是敵意，印度始終視中國為重要對手，甚至視為其實現大國夢想的主要威脅。雖然中印關係 21 世紀初以來回暖，尤其是經貿關係實現重大突破，但印度對華始終無法突破心理障礙。時至今日，印度及深受其影響的不丹仍是中國陸地邊境線上唯二未勘定邊界線的國家，也使邊界問題成為困擾兩國關係的巨大不穩定因素。可以說，印方深入骨髓的對華戒懼心理和兩國未定邊界在一段時期內都是製約中印關係發展的桎梏，且並不以中國的主觀善意為轉移。
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曾講過一段軼聞：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戰略界一度把印度視為“重大威脅”——印度1947 年獨立，新中國1949 年成立，兩國人口規模相似、發展道路可比， 1980 年代兩國人均GDP差距僅1 美元。這意味著，如果印度發展形勢持續好於中國，無疑會衝擊中國共產黨制度優越性，乃至執政合法性。但到1990 年代中期這種擔心完全消失，儘管中印在分類意義上的基礎條件相似，但是兩國實力差距卻日益拉開，到2019 年中國經濟總量幾乎已是印度5 倍，且結構還更加健康。
近年來，常有印度政客慶祝印度GDP成長超過中國奪得“全球成長最快大型經濟體”桂冠，但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是印度的5 倍，即使印度成長偶爾超過中國，兩國整體實力差距仍在不斷擴大。因此，對於實力不斷增長的中國而言，中美結構性矛盾是外部環境的決定性因素，而印度只是影響周邊環境的眾多因素之一；但對實力相對衰退的印度而言，日益強盛的中國卻是決定其周邊環境的決定性因素。
這種“中國視印度為次要方向上的主要對手，而印度視中國為主要方向上的主要對手”的不對等認知就是理解兩國關係的關鍵。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定義主次方向和主次對手受制於外部客觀條件，但這並不應影響普通中國人重視印度這個心懷芥蒂且永遠搬不走的巨大鄰國。
各種意義上，印度真的是個大國
除中國外，印度是全球唯一的人口達到十億的超大規模國家，同時也具有次大陸級別的國土面積，佔據了相對孤立的南亞地理單元，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具有作為大國的基礎條件。與此同時，印度的大國胚子也折射出萬花筒般的內部複雜性，圍繞大國身份衍生的超強自信，以及基於未來大國地位產生的期許，這構成了其內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出發點。
然而，普通中國人看待印度大國心態卻大多充滿戲謔與不屑，不願意將印度作為一個大國加以理解，更不願站在中國立場上給予其大國考量，這就使很多在印度情境中合情合理的東西在中國人眼中成為“奇葩”。理解印度作為一個大國的客觀狀況和屬性，絕不代表對其認同和肯定，而是為了更好熟悉其心態特徵和行為範式，避免以己度人造成的誤解和誤判。
印度作為佔據整塊次大陸、人口達到 10 億的國家，國內情況紛繁複雜。生在同樣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度，中國人理應不難理解印度作為大國的內生復雜性，但似乎很多中國人看待印度還停留在“獵奇”和“吐槽”階段，所以一些連印度人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的花邊新聞就在網路上大行其道，特別是被商業帳號硬生生推成輿論熱點。
其實從機率上說，印度巨大體量和內部差異性決定了，每天都會上演各種各樣難以想像的奇葩事件。為了迎合“有印必火”的態勢，這些非主流的局部事件往往被放大後反覆炒作，又反過來加強了中國人對於印度的刻板印象和錯誤認知。例如，很多爆紅文章總拿“印度人說’孟買再不努力就被上海超過了’”表現其狂妄自大，但據我所知這句話最早可能是印度媒體人諷刺孟買遠落後於上海而說的反話——如果我們拿印度人說的反話當真，反而顯出我們看待印度時的自大心態。
不管是日常接觸到的印度人，還是在全球舞台上作為一個國家的印度，他們深入骨髓的大國認知總顯得自信滿滿。如果從中國的優勢角度俯瞰，中國人自然對這種“謎之自信”不屑一顧，但如果代入印度角度，就會發現這種自信其實並非自大臆想。
一是“盛世自信”。除了遙不可及的神話時代，現代印度其實是其有史以來最獨立、最統一、最繁榮、最強大的時代，而當代印度人每天都在經歷這個國家走向前所未有的強大。 “祖上闊過”但仍在追求民族復興的中國人有時難以理解印度這種處於巔峰狀態而產生的“盛世自信”，往往對其不屑一顧。
二是“優越感自信”。除中國外，印度確實是全球成長最快、內政最穩、發展持續性最好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儘管中國對印領先優勢還在不斷拉大，但印度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其實也在拉大，尤其是對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南亞鄰國的優勢近年來更是到達高峰。中國成長長期大幅度領跑世界，因此並不在乎印度對其他國家的相對領先優勢，自然很難理解印度的“優越感自信”從何而來。
三是“吸引力自信”。我赴印訪問時發現一個有趣現象，儘管印度精英承認中國的發展成就，但同時認為中國通過“作弊手段”才獲得成功，因此“沒什麼了不起”，世界其他國家不能也不會效仿。相反，他們認為印度模式不但彰顯普世價值，而且比起中國嚴整精密的體系也更易於全球推廣，對條件欠佳的發展中國家吸引力更強。對於中國人來說，印度這種強調價值觀的“吸引力自信”不僅難以理解，甚至有點莫名其妙。我們不應該認為中國視角“理所當然”，跳出現有的思維定勢不但有助於理解印度的“謎之自信”，更有利於客觀認識中國當前的發展成就。
強烈的大國自信帶來了強勁的大國情結。尼赫魯的名言“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就是大國情結的生動寫照。
印度的大國情結一方面體現為“保持高傲”，堅決抗拒同巴基斯坦等量齊觀，而將自己視為南亞次大陸說一不二的“代言人”；另一方面體現為“躋身上流”，與美、中、俄等公認大國全面對抗，力爭平起平坐。在大國情結的影響下，印度非常注重維護戰略自主，這常常表現為不管是否具備大國實力，但一定要保證拿出大國自主獨立的架子。
與建國後就向蘇聯陣營“一邊倒”、 1970 年代又向美西方靠攏，並從兩個陣營都顯著獲益的中國相比，印度雖然迫於壓力也曾與蘇聯結盟，但卻一直高舉“不結盟政策”大旗，始終沒徹底放下大國矜持。中國採用了更加靈活的外交策略，而印度卻在戰略自主的大國夢中錯失諸多發展機遇。
追求實效的中國人因此難以理解“形式大於內容”的印式大國情結，因此每當印度期待大國待遇向中國索取時，就會產生嚴重偏差——例如，中國會想“憑什麼拿你印度當大國看？”而印度想的卻是“中國憑什麼不拿我當大國看？”
匱乏經濟基礎下的“開掛”奇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打開印度之謎的關鍵鑰匙就是了解其經濟性質、發展狀況和未來前景。
經濟其實是外界對印度看法差異最大的領域。一些中國人緊盯印度的種姓矛盾、文化桎梏和製度缺陷，對印度經濟充滿鄙夷，認為毫無希望；另一些人認定印度潛力巨大，因此赴印投資就像進入“時間機器”，可以坐等賺大錢；還有一些人考慮到戰略問題，認為即使印度發展前景可期，但中國也不應通過商貿、投資、工程承包助力印度崛起。中國人只有深入了解印度的經濟基礎，才能對其社會現像作出準確的判斷，不至於在紛繁複雜現像中迷失。
印度之所以在中國人眼中顯得“開掛”和“奇葩”，其實都可以在其經濟基礎中找到答案。很多印度普通勞動者擁有出神入化的勞動技能，讓中國人驚嘆不已，直呼“開掛”。
但是，這些開掛炫技的背後卻是冷冰冰的社會經濟現實。一方面，印度資本存量低，勞動工具不普及導致工人常常只能通過打磨勞動技巧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印度失業率極高，大量勞動者競爭少數崗位，這使技能熟練的“開掛”工人更具競爭力，反過來又促進刺激產生更多“開掛”工人。從根本上說，“開掛”是印度工業化進程滯後的結果，勞動力過剩而資本稀缺使得印度工人只能苦練勞動技能，而中國之所以“開掛”少恰恰是因為我們已經完成了工業化。與此相似，很多印度的“奇葩”現像是其經濟基礎衍生的結果。
對於種種“奇葩”現象，印度人甚至發明了專有名詞“Jugaad”——在資源極度匱乏的條件下，以滿足最基本需求為導向，忽略規則限制的變通解決方案。印度人習慣用最低的成本滿足最根本的需求和更上檔次的期待，因此Jugaad思維就在日常生活中產生了大量奇葩行為。例如，如果火車車廂坐不下，印度人會毫不猶豫地掛到車廂外部，舒適不舒適、安全不安全都無所謂，反正最終到達目的地就行。不管是印度的“開掛”還是“奇葩”，其根源都不是虛無縹緲的國民性，而是其極度匱乏的經濟基礎。
印度人口體量和中國相似，但人均GDP只有中國五分之一，因此很多人確信印度取得中國式的發展奇蹟只是時間問題。作為一個擁有巨大國內消費市場潛力和龐大的年輕勞動力供給的國度，印度也在以“時光機器”為賣點不遺餘力的宣傳自身經濟光明前景。
對待印度這長期共處的超大鄰國，中國無論如何都應更重視
作為中國人，應當怎樣看待和對待印度的發展潛力？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印之間存在戰略競爭，因此不應發展對印經貿，以免產生任何“資敵行為”。這種觀點儘管從戰略底線思維的角度有可取之處，但卻顯得過於狹隘和短淺。中國受益於全球化，不應該寄託通過斷絕發展對印經貿交往以限制其發展，因為即使中國不輸出資本、技術和商業模式，也會有日韓歐盟企業搶占市場，只不過他們成本遠高於中國。
因此，更明智的策略是中國倚靠自身優勢深度參與印度發展，努力與印度形成相互分享成長紅利的經貿體系。事實也證明，許多中資企業高度適銷印度市場，不僅自身取得了極佳業績，同時更為印度民眾創造消費福利，大大加速了印度的工業化、數字化和城市化進程。
遺憾的是，為轉移國內矛盾，印度作為受益方反而破壞了這一互惠關係——莫迪政府近期頒布多項經濟反華舉措，包括審查中資赴印、限制中國產品進口、阻止中企工程承包、封殺中國背景APP等。莫迪政府希望追求經濟自主的迫切可以理解，但這一系列舉措的效果卻南轅北轍，簡直好比揮刀自宮。面對印度的短視和魯莽，中國應保持充分底氣和戰略定力，畢竟缺了世界第一工業國、貿易國的配合，印度發展成本將急劇上升，工業化進程可能出現重大挫折，而等到印度回過神來時，可能已經錯失了最佳的發展時機。
在評論家口中，印度永遠充滿高速公路發展的潛力，而中國經濟成長較快，近年來已鮮有人再高談“中國潛力”。這表明，潛力如果不轉化為實力就永遠只能是“潛力”，印度長期被視為“潛力之國”，恰恰反映印度發展面臨巨大阻力和掣肘。誠然，在很多中國人眼中種姓歧視、基礎設施、人口素質等是阻礙印度發展的桎梏，但是比起這些單一歸因，更關鍵的是印度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錯配困局”。
印度建國以來的制度設計直接吸取人類文明多種精華因素，將印度的社會組織結構、西方的民主代議制、蘇聯的計劃經濟統一結合，期待同時達到傳統、公平、效率的目標。然而，因為沒有經濟基礎做支撐，這些美好因素拼湊在一起並沒有理想中的組合優勢，反而形成難以攻破的利益死結：封建割據的利益藩籬一旦被套上崇高的社會主義理想色彩，再經由民主制度的背書走向機制化，自然變得堅不可摧。
例如，長期嚴重阻礙印度發展的用工問題、徵地問題、市場准入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因為既得利益無法突破——既然超前的法律全面保護印度的勞工權利、土地產權、小業主權力，且這種保護有割據的民意作為政治基礎，那便具有了崇高的合法性，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改革進行“糾正”，人無法改正一個“正確”的錯誤。而正是因為這些“正確”的錯誤，印度已錯過眾多發展黃金機遇，同時未來這些“正確”的錯誤還可能不斷為印度製造出新的麻煩，甚至使印度的潛力永遠無法徹底發揮。印度之所以難以取得中國式的發展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還沒有找到最符合印度國情的發展道路，而這也映襯出中國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多麼難能可貴。
針對印度這樣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國家，要真正完整地回答好“當代中國青年該怎麼看印度”的問題，恐怕沒有幾卷本的煌煌巨著就不能實現。總而言之，對待印度這個需要長期共處的超大號鄰國，中國青年無論如何都應該更為重視。這種重視體現在深入理解印度作為一個大國的狀況屬性和自我期許，而不應停留在感嘆“奇葩”、“開掛”的淺層感性，這樣才能知己知彼立於不敗。同時，只有深入了解印度政治經濟的宏觀態勢和微觀實踐，才不至於在“印吹”、“印黑”之間反覆橫跳，同時明白，中印互利合作、攜手共贏，既有巨大的潛力，但同樣也無時不刻面臨巨大的風險。
⟪虎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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