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型國家，除了天然資源匱乏需要仰賴進口外，生產的物品也因為國內需求有限，必須透過出口擴大市場，才有足夠的成長動能支撐經濟成長。以台灣為例，新竹科學園區設立後奠定了台灣在全球電子半導體的領先地位，電子相關產品遂成為出口的大宗，經濟成長的好壞，很大一部分便取決於全球對電子產品的需求。
與台灣相似，日本、南韓也是以電子相關產品為出口大宗；而東南亞國家則是主要出口鞋子、紡織、茶葉等生活相關物品；另外，在二十世紀末，中國出口各式各樣代工產品，因為很多商品都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籤，使得中國擁有世界工廠的稱號，不同國家有著屬於各自擅長或主要生產的商品，各司其職，在世界貿易的舞台上產生了專業分工，透過彼此貿易交換物品獲取利益，只是這些國家又是怎麼決定要生產的商品呢？
絕對利益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從供給的角度解釋這個問題，他認為每個國家受限於自然資源與技術程度等條件，各國或各區域間將會選擇對自身條件最有利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當一個經濟體在生產某商品上所耗費的成本低於另一個經濟體時，便稱其在生產上具有「絕對利益」。
各國檢視自身條件後，會生產具有絕對利益的商品，再透過貿易交換彼此所生產的商品，使得所有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力等運用將因此而達到最有效率運用的境界，且在貿易過程中，各國將檢視自身所獲得的利益，進而調整最適的生產方式。因此，自由貿易是導致專業分工出現的重要因素，沒有自由貿易，商品不可能流通，國家或區域仍將維持原始自給自足的社會樣貌，也就不會有專業分工的出現。
現在我們假設一種狀況，台灣共有 150 位國民，台灣產出 1 單位茶需 100 人、產出 1 單位電子零組件需要 50 人；而法國擁有 480 位國民，產出 1 單位茶需 120 人、產出 1 單位電子零組件需 360 人，在沒有貿易的狀況下，兩國國民都根據其日常所需做為原始生產的人力配置，各生產 1 單位茶與 1 單位電子零組件。
根據亞當斯密的論述，台灣在生產茶與電子零組件上，因為生產1單位所需人力較法國少，在假設其它生產成本相同的狀況下，單位生產成本相對法國而言較低，因此兩種產品皆具有絕對利益，因此台灣應該出口茶與電子零組件至法國，而法國則不應該生產任何商品，但在實務上我們並不會發現某一國家或區域因為技術落後、生產成本高昂等原因就不從事貿易生產的情形，絕對利益的理論並無法完全解釋國際貿易與分工的實際情況。
比較利益
李嘉圖（David Ricardo）研究了實際發生的國際貿易狀況後，提出「機會成本」概念，以「比較利益」的角度試圖解釋上述情形。所謂的機會成本指的是決策者在擁有不同選擇下，因為資源有限，無法同時選取所有方案，因此若選擇了 A 方案就必須放棄 B 方案，反之亦同，而被放棄的方案就是決策者看不見的成本。
就前例而言，因為台灣的人力、電力、時間等等資源有限，若選擇生產茶則無法生產電子零組件，因此電子零組件便是選擇生產茶的機會成本。李嘉圖認為，各經濟體將根據所須放棄的機會成本做出決策，生產機會成本相對較低的商品進行貿易，最後各經濟體的生產效率將因此而提升，也因為這種決策所比較的是相對的機會成本，因此此一理論又被稱為「比較利益」。
延續前例，法國在生產 1 單位電子零組件上所需人力是台灣的 7.2 倍，而生產 1 單位茶所需人力僅是台灣的 1.2 倍，因此在生產茶上，法國所需付出的機會成本較低，相對台灣具有比較利益，所以在分工上法國應全力生產茶，而台灣則應專司生產電子零組件。
透過貿易交換，增加整體社會的生產。如果台灣將所有人力用於生產電子零組件將可生產 3 單位；法國將所有人力用於生產茶則可生產 4 單位，國際社會共將擁有 4 單位茶與 3 單位電子零組件，較未交易前兩國共同擁有的 2 單位茶與 2 單位電子零組件相比，總生產數量增加，生產效率提升。
生產要素稟賦理論
經濟學家後續更進一步提出「生產要素稟賦理論」說明國際分工的原因，各國間因為勞力與資本的原始天賦不同，因此在生產上所需要花費的成本亦不相同，而國際分工就是一種透過貿易方式促進生產要素流動，使得所有生產要素達到最有效率的使用，顯現出來的就是在生產效率上的提升。
現代經濟學家多將生產要素理論視為比較利益理論的延伸，它把比較利益理論中僅投入人力的生產方式擴展到雙面向（人力、資本）的討論，對於後代經濟學家在分析上具有啟迪的作用，也提供了一個更為直觀判斷國家間比較優勢的觀點。
我們簡單介紹了國際貿易社會中專業分工的基礎理論，不過隨著國家與區域間的貿易關係日漸複雜，現代國際貿易在分析時還必須考量到技術與成本等因素對經濟體決策所造成的影響，才能完成較為全面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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