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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台灣目前的首要之務，就是讓大環境越來越有利於創新，假設你有100萬美元，你會用這筆錢資助一種剛起步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買一間房子？
每個天使投資人可能都想過後面那個選項，但最後都轉向前者，他們想把錢投在潛力超過一般商品的東西上，在主觀的層級上，他們希望投資不僅能帶來財富，還能藉由選擇投資目標和事後給予指導，去影響產業的未來。
但要怎樣讓更多人做出這種選擇？教育、創業援助、業界主導者的市場力量，全都會影響創業環境。投資與研發的整體狀況，更是影響創業環境的一大主因，而這短期內很難改變。
資本市場過於穩定隱藏危機
不過房地產市場，就是最能在短短幾年內改變創業環境的因素，台灣經濟沒有像西方經濟體，尤其像美國那樣陷入「金融化」，但過熱的房市也可能從另一個方向像金融化那樣扼殺生產力。台灣的穩定環境享譽資本市場，但請小心，過於穩定可能物極必反。
成功的創業者總是樂觀到無可救藥，他們甘心離開安穩的職位，不斷屢敗屢戰，打造自己想要的企業。但這種心理素質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平凡的人生過於無聊，而是知道自己跌倒後還能爬起來。因此，金融機構除了需要對融資保持彈性，還得為整體創業環境負責，尤其必須願意投資那些本身並不有錢的創業家。
美國之所以能夠孕育出國際科技巨頭，就是因為新創企業在這裡很容易募資上市。即使是早期投資，投資人最在乎的因素依然是這家公司上市的可能性多高。那些不會思考怎麼變現頭寸的天使投資人與創投業者，錢很快就會燒完的。
美國、歐洲、亞洲新創產業的核心差異
這個因素也讓美國的創業環境跟歐洲不太一樣，歐洲把扶植創業的責任主要交給政府，政府提供培訓、人脈、融資、補助等新創企業需要的各種援助。這可以讓政府自由選擇要扶植哪類產業和哪些族群，集中力量扶植年輕創業家，而且財源和加速器這些資源也能配合得更好。
但這種「手動調控」每個細節的方法，卻無法讓企業快速擴張。有些新模式在試驗成功之後，必須立刻快速擴張為幾十倍、幾百倍，這勢必需要新方法，例如科技業的雲端服務。但除了新方法之外，快速擴張也需要大量資金。靈活的融資除了可以讓新創企業購買擴張所需的科技以外，還能鼓勵人們嘗試新商業模式。資金從創業初期到中後期都非常重要。
至於亞洲扶植創業的作法則與歐美都不同，政府常直接培育和創業相關的科技，例如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培養大量的中階工程師，定位在美國的尖端研究成果和中國的海量技術人員之間。它跟許多東亞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一樣，利用科學園區來集中創新能量，在半導體產業領先群雄。
上述的環境與制度因素，通常來自各地不同的歷史與法律體系，因此大部分都不會變。但歐美最近出現了一項令人擔憂的趨勢：新創企業家數不斷穩定下跌，而且在 2008 金融危機之後減少得更多。根據考夫曼基金會（Kaufmann Foundation）編纂的美國普查資料，員工就職時間不到 2 年的公司在 2006 年有 11%，2016 年只剩 7%。反倒是創業者的年齡逐漸增高，1996 年有 35% 的公司創始人介於 20 至 30 歲之間，2014 年只剩 18%。
美國助學貸款阻礙新創發展
金融危機讓學貸拖住了那些美國剛畢業的學生，這和當時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關。歐巴馬政府知道振興經濟需要許多政策同時並進，但強烈極化的政治使各州政府拿不到額外預算，教育津貼只得胎死腹中。至於量化寬鬆政策則堆高了資產價格，讓擁有房子或股票的中產階級得以安心，卻犧牲了那些沒有政治奧援的年輕人。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國家的數據變得很難堪。近 5,000 萬名大學畢業生每人平均背負 37,854 美元債務，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卡債。2009 年之後的學貸金額有 60% 超過原始貸款餘額，而且銀行希望這些年輕人在 40 歲之前還清。在這種環境下，冒險創業談何容易。此外，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有利於創新，但教學系統顯然需要改革。歐洲則是陷入另一種困境，它連續多年採取愚蠢的撙節政策，結果青年失業率從 2007 年開始居高不下，持續了大約 10 年。
這些故事的教訓很明顯：不要扼殺年輕人的未來。雖然台灣的教育體系成功控制了成本，但還是有些地方值得警惕，例如應該反省一下，繁榮的房地產市場事實上搶走了多少創業所需的資金，讓多少口袋沒錢卻對未來樂觀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無法放膽打天下。高齡化趨勢使這個問題如今更是急迫，因為當平均年齡增加，對政治而言重要的族群就會越來越老。
房價上漲會產生「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讓屋主花錢或投資時更安心。但這種財富是幻覺，在你賣掉原有的房子改買一間便宜的去住之前，房價漲來的錢其實不在你手裡；反而是房價漲得越嚴重，其他對經濟更有意義的投資項目就越難吸到金。就整體國家的觀點來看，不動產其實不太像資產，比較像是費用。
各國想辦法打造新商業模式
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正在找新方法來收拾自己之前闖下的禍。像程式設計訓練營（Coding Bootcamp）這類的新興商業模式，可能比大學更能培育出年輕創業家。例如 Lambda School 提出了一種類似股權的「收入分成協議」（Income Share Agreement），學生可以免費受訓，如果畢業後找到年薪 50,000 美元以上的工作，薪資的 17% 必須交給公司。 Lambda 執行長Austen Allred 認為這種協議「可以讓學校的教育符合學生的利益。我們認為，如果你畢業後找不到工作， Lambda 沒幫到你，我們就沒資格拿錢，這樣才公平」。這種股權模式仍有爭議，但未來可能會有新發展。
另一種方法則是「開放銀行」（Openbanking），目前以歐洲為主。
如果新創企業只能跟銀行借錢，就得跟大型的既有企業搶資金，通常都只會搶輸；但如果有另一個相當於銀行的金融生態系能融資，就不需要直接跟大企業競爭。英國、歐盟、澳洲率先採用了這套方法，它的原理與目前在討論的金融科技監理，尤其是美國的監理異曲同工，不過實作方式不太相同。開放銀行是利用應用程式介面打造出一個新的融資機制，監理則是讓政府或產業協會限制已經出現的機制不要走歪。在開放銀行方面，歐洲可能比美國更有優勢。
台灣也在引進開放銀行，想藉此提高金融業的多樣性。金管會在今年1月11日批准7家業者進入第二階段，允許它們的客戶查詢自己的資產明細。
台灣目前已經可以用既有的優勢繼續發展，而且大部分都是硬體優勢。此外，在2020年成功阻止國內爆發疫情之後，顯然連帶穩定了政治與經濟；此外，利益團體即使想阻止必要的改革，也會因為整個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而無法形成氣候。這些都讓台灣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去規劃金融科技與其他新興科技業的未來。它可以在不破壞既有系統完整性的前提下，設法讓金融業更開放。但除此之外它也得記住，青年的福祉預言了整個國家的未來。（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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