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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陪我度過的十年，未來的日子，希望過成你喜歡的樣子。 ” 在離婚大潮的背景下，中國首檔離婚真人秀《再見愛人》的出現，掀起輿論熱議。節目呈現了三對已然分離或有此意願的夫妻樣本，有網友說，這不是再見愛人，而是再見婚姻。
結婚越來越難，離婚越來越容易。根據官方數據，中國登記離婚數量從 2010 年的 267.8 萬對增加到 2019 年的 470.1 萬對，近 10 年時間成長了約 75.5% 。如果考慮適婚人群的婚姻狀況，即透過離結比（即一定時期某地區離婚數與結婚數的對比）的指標來看，中國離婚形勢可能更加嚴峻。 2019 年，中國離結比高達 50.7% ，表明當年中國離婚數已經超過了結婚數的一半。其中離結比最高的地區是天津，高達 72.5% ；其次是東北三省，離結比均超過 60% ；北京、重慶和上海也接近 60% 的水平。到底是什麼殺死了婚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副教授關浩光為我們解讀高離婚率背後的原因。
1. 收入越高，離婚率就越高？並不一定
有網友評論， “ 離婚不是失敗，陷在痛苦無望的關係裡才是 ” 。事實上，離婚不僅成了人們日常生活裡的顯性話題，從數據上看，更是深層的社會關係格局的變化。雖然與老牌已開發國家如英美法等國的高峰時期相比，中國離婚水平並不算高，但不能忽視的是，這些西方國家的離婚率目前處在逐步回落的階段，而中國離婚率的上升趨勢還未看到停歇的跡象。
離婚率的上升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文化價值觀水平。最受廣泛討論的主題是經濟發展狀況與離婚率的關係。社會上似乎存在一種共識，即一個地區經濟越發達，離婚率就越高。這種直觀的觀察確有其理論解釋，即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使婚姻的功能性發生改變。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結婚組建家庭相當於組建一個經濟聯盟，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規避風險。離婚會對雙方的生活品質帶來極大的影響，甚至可能影響生命安全。隨著整體經濟水平的發展，離婚帶來的生存威脅逐漸降低，導致這種聯盟的維持成本上升，收益下降。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經濟發展提高離婚率的共識在相當程度上僅是基於直觀感受。研究表明，經濟發展和離婚率之間的關係較為複雜，二者並非總是單調的降低或提升。在採用不同的數據庫進行分析時，研究結果表現出一定的非一致性。例如有學者透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得出，個人收入和個人消費支出與離婚率呈現出正相關性，且這種正相關性在女性群體中尤為顯著。但也有學者卻透過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發現人均可支配收入與離婚率存在負向關係，即收入越高，離婚率越低。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門分省年度數據來看，中國離婚率呈現較大的地區差異。中國東北三省離婚率和離結比均處於高位，甚至超過經濟高度發達的北京和上海。再以香港為例，根據香港特區政府人口統計處數據，自 1991 年至 2020 年間香港人的離婚登記數量成長了 2 倍以上。數據顯示香港離婚率與地區收入中位數和教育程度有一定的負向關係，也就是說收入和教育程度越低，離婚率越高。在香港離婚率較高的區域，如深水埗，其收入中位數和教育水平都處於相對低位。因此，經濟發達可能推升離婚率，經濟衰退同樣可能刺激離婚行為，其作用機制受到不同因素的調節。
2. 女性不再是妥協，而是離婚
此外，社會經濟狀況與離婚率的關係還存在內部異質性，如城鄉差異、性別差異，甚至科技發展差異。研究發現，中國城市人口離婚率要高於城鎮和農村。城市化進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離婚率的攀升。從性別差異來看，男女離婚權利日益平等。這與中國持續改善的高等教育性別比導致的女性相對教育水平提高有很大關係。學者的研究表明，這種離婚率上升的機制可能是女性教育水平越高，其離婚經歷對再婚配偶品質的影響越小，即隨著女性相對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中女性解決夫妻雙方衝突的手段不再是妥協，而是離婚後再婚。
而科技發展對於推升離婚率也做出了不小的貢獻。研究發現，家庭寬頻接入數和行動網路普及率對離婚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儘管從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角度考慮離婚率固然重要，我們也需要從文化意識形態的視角來審視婚姻家庭觀念的時代性變化，審視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的社會意識形態結構性的變遷。研究發現，社會對於人文主義（即關注個人整體生活品質的因素，如休閑、關係和家庭）還是商品經濟（即關注促進市場化的因素，如生產力、物質財富和交換）的尊崇，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人對待婚姻和家庭的意識形態。國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偏向生產力的進步，社會在多大程度上偏好經濟上的成功，而不是偏向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品質，對個體認知和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
相對於對人文主義的關注，當商品經濟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時，個人在處理問題上更傾向於採取一種交換心態，關注婚姻的實用性。具體來說，生產力概念與交換概念的長期盛行表明這些概念在社會中是最重要的。將這些概念應用到婚姻上，個人很可能會更加在意婚姻的實用性，從功利的角度考慮結婚和離婚。
3. 離婚對社會的衝擊到底是什麼？
這樣看來，高離婚率似乎是發展的必經之路，並且現有的發達社會都在面對總是相伴出現的兩種現象，即晚婚晚育和離婚現象。晚婚晚育和離婚率的增加直接導致離結率的上升，並間接影響了出生率和加劇了相關產業的衰敗，例如對母嬰相關產業的衝擊。在日本，母嬰保健教師的數量呈現一種斷崖式下跌。
此外，這兩種現象的傳播還會伴隨其他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導致未來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勞動生產力的衰退。並且高離婚率會帶來潛在的養老問題，一些在夫妻陪伴下能輕鬆解決的問題，對於離婚獨居的老人就會構成巨大的生活挑戰。這種情況需要透過一些政策手段來解決。例如在香港，政府會鼓勵銀行與擁有住房的獨居老人簽訂契約，由老人拿出住房作為抵押換取養老服務，待到老人過世後，銀行透過收回房屋來償付養老服務成本。
有意思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離婚應當是個人自由，反問為什麼執政者或社會輿論要偏向對婚姻的保護。從總體上來看，對於執政者來說，維持離婚率的穩定是維持社會整體穩定的一部分，因為家庭單位依然是目前社會最穩定的組織結構。
從微觀上來看，研究表明家庭狀況穩定的男性在工作收入上要比單身男性更高，並且在職業發展上有更多晉升機會。原因之一是擁有家庭的男性擔負家庭責任，對透過工作來養家的需求較高，因此工作狀態會比較穩定，更容易在崗位上待得住。還有一個原因是家庭美滿的男性會讓領導和同事傾向認為他的心智更加成熟，在做事和處理關係問題上更可靠，因此願意將重要工作相托。
而對於女性來說，相關研究表明家庭成員的情感支持對於女性的福祉來說非常重要。並且相比於男性群體，女性更可能將家庭的好處帶到工作中去，促進工作上的進步。例如因為初生嬰兒還不會使用語言表達，所以媽媽們需要學習如何透過寶寶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來推斷他們的需求。經過這一過程的練習，媽媽們可以練就一雙火眼金睛，幫助她們在日常工作中更容易判斷同事和客戶的需求。
在政策法規上，中國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應對離婚率升高的問題，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在民法典中為防止輕率離婚而設置的 30 天離婚冷靜期的法規。從數據結果上來看，這些措施對於離婚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根據中國上半年離婚大數據顯示， 2021 年上半年中國登記離婚 96.6 萬對，登記結婚 416.6 萬對，登記離婚率與上期相比 2020 年上半年減少 50% 左右。這說明政策努力初見成效，也從側面反映了有相當一部分的離婚是屬於衝動型離婚。
但是有不少人批評這些法規治標不治本，會因此產生更多的問題。例如，這些離婚相關的法律法規提高了離婚的門檻，導致個體離婚成本的上升。當適婚個體將更高的離婚成本納入考慮時，他們潛在的結婚收益就會降低，這對未來的結婚率可能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這些法規的長期影響依然有待觀察。
4. 當離婚被搬上螢幕，離婚概念的商品化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離婚的商品化過程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婚姻價值觀塑造，以及這種價值觀變化對離婚率的影響。從商業社會的發展來看，目前離婚率的上升對於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可能會透過商品化的形式呈現出來。
比較典型的就是這次婚姻紀實觀察類真人秀的出現。節目選取三對正在經歷婚姻問題的夫妻，透過為他們安排十幾天的共同旅行，來為觀眾近距離地呈現婚姻遭遇危機的雙方是什麼樣的狀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三對夫妻的性格差異和情感發展，而是這檔真人秀本身的出現，以及背後傳遞的內涵。這檔節目的出現本身代表了離婚概念商品化階段的開始，其關鍵在於這不是一檔公益節目，而是需要創造營收和利潤的商業項目，並且它需要服務於為其投資的贊助方。
這裡很有意思的地方是，離婚真人秀的其中一個廣告贊助商是一家主營婚紗攝影的公司。這種對離婚概念的商品化可能會影響大眾對於離婚的看法，例如商家透過對離婚進行儀式化的包裝，塑造出一種結婚充滿儀式感，那麽離婚也應當充滿儀式感的觀念。
這種社會價值觀引導的幕後推手是離婚相關產業的發展需求。在價值觀引導上，節目組明顯是比較謹慎的，只討論內生的婚姻問題（如感情和性格不合），而沒有表現外部因素對於離婚的衝擊（如第三者）。而在大眾對於這種離婚節目的接受程度逐漸放開之後，未來與離婚相關的產品和節目在表現形式上可能會變得更加大膽。我認為，相比於新設置的 30 天離婚冷靜期，這種商品化離婚現象的趨勢更值得政策制定者關注。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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