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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上的一切都被定義為過剩，而比特幣是個例外。
現年56 歲的尼爾．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是世界頂尖歷史學家之一，也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同時也是獲得國際艾美獎的電視劇集《金錢崛起》的創作者。他的新書《厄運：災難的政治學》將於明年春天出版。他還在寫亨利．基辛格傳記的第二卷。弗格森出生於蘇格蘭，現在是史丹佛大學胡佛協會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諮詢公司 Greenmantle 的創始人。
疫情帶來哪些投資機會
《巴倫周刊》：新冠疫情帶來的最佳投資機會是什麼？
尼爾．弗格森：我將選擇比特幣。它剛剛經過了一個恆星年，到目前為止已經上漲了 165% （現價已經超過 19000 美元）。如果在今年年初，你說 “ 疫情即將來臨，它將帶來顛覆。我應該選擇黃金還是比特幣？ ” 那麼，你選擇比特幣是正確的，因為黃金只上漲了 21%。因此，比特幣的回報率（比黃金）已經高出了 1 個數量級。
《巴倫周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尼爾．弗格森：在一場流行病疫情中，金融史可以加速。我們已經看到，就像黑死病加速了硬幣作為貨幣的使用一樣。當時在歐洲，實物支付逐漸轉向現金經濟，這種情況在 13 世紀 40 年代得到了加速。比特幣作為一種數字資產，一種準數字黃金，被接受的速度因這場新冠疫情而加快。幾乎每個月，主流投資界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會說， “ 好吧，現在我要認真對待比特幣了。 ” 這種機構逐步接受的過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巴倫周刊》：許多人仍然對比特幣持謹慎態度，或者完全看跌。
尼爾．弗格森：如果你像我的老朋友魯里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一樣持懷疑態度，你可能會說，這只是另一個泡沫。但是採用一種新的金融技術往往是不穩定的，每次比特幣上漲，然後翻倍，它會比以前翻倍到更高的水平。所以你可能會承擔一點下跌的風險，但是持有比特幣一年到五年，你會感覺非常好。
誰推動比特幣走高？
《巴倫周刊》：是什麼在推動比特幣走高？
尼爾．弗格森：兩年前，在我的新版《金錢崛起》書中，我觀察到，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百萬富翁集體決定持有0.2% 的比特幣資產，比特幣的價格將會是 15000 美元，今年它已經達到了。如果這個比例是 1% ，那麼每個比特幣的價格就是 75000 美元。因此，當人們把它作為一種新的資產形式，在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中佔有一席之地時，它仍然擁有相當大的升值空間。
《巴倫周刊》：目前比特幣餘額約為 1850 萬枚，總額不超過 2100 萬枚。現在比特幣的價值是 3500 億美元，而全世界的黃金價值約為 10 萬億美元。是什麼讓比特幣與眾不同？
尼爾．弗格森：比特幣是唯一一種具有內在稀缺性的數字資產或者代幣。互聯網上的一切都被定義為過剩，而比特幣是個例外。
《巴倫周刊》：Paypal（PayPal Holdings, PYPL）和其他公司允許人們使用比特幣購買商品，這會有幫助嗎？
尼爾．弗格森：我不認為比特幣是用來在星巴克（Starbucks, SBUX-US）買東西的。這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資產，與其他資產沒有高度的相關性。一個朋友告訴我，可以把比特幣作為數字黃金的一種選擇。我喜歡這個公式，因為它已經表現得有點像了。所以，我不認為 Paypal 是解藥。更重要的是，如果每個百萬富翁都增持一點比特幣，就會有很大的力量來推高價格。
《巴倫周刊》：購買和持有比特幣有多難？
尼爾．弗格森：越來越容易了。例如 Coinbase 使得交易加密貨幣變得非常容易，但是每次交易都非常昂貴。這種情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這同樣是金融創新早期階段的典型特徵。
美國會遇到哪些問題
《巴倫周刊》：在後新冠時代的世界中，美國將面臨哪些關鍵的政策問題？
尼爾．弗格森：在外交政策方面，中美關係是個大問題。拜登政府不能簡單地把時鐘撥回到 2016 年，回到歐巴馬執政後期，那時美國基本上默許了中國的崛起。這是拜登面臨的主要挑戰，他對中國的鷹派色彩並不特別強硬。但是他的外交政策團隊會告訴他要保持強硬，因為公眾的情緒已經改變了。
此外，這場疫情還暴露出，我們的官僚機構通常已經變得僵化。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把對新冠病毒的糟糕回應歸咎於川普總統，但這不全是他的錯。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完全搞砸了檢測；HHS（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對它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一無所知。州政府，尤其是紐約州，也做得很糟糕。
所以，我想向拜登的團隊提出的問題是，如果這就是我們在新冠疫情中失敗的原因，那麼在你的任期內，我們還能在哪些災難中失敗呢？下一場災難不太可能是另一場流行病。歷史從來不是這樣的。因此，在聯邦州都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我們有不正常的官僚機構，他們不能很好地處理危機。這並不是疫情所特有的，想想過去 20 年的卡崔娜颶風，甚至 911 事件。
《巴倫周刊》：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更多的資金，還是一種不同的方法？
尼爾．弗格森：這絕對不是更多的錢能解決的問題。這與公共部門內部的激勵機制，以及聯邦機構正以奇怪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官僚主義有關。其他國家和地區似乎沒有受到同樣程度的影響。德國比美國管理得更好，台灣比美國管理得更好。我們需要認識到我們政府的狀況有些不對勁。
《巴倫周刊》：我們能從台灣和韓國學到什麼？
尼爾．弗格森：如果你是一個有理由多疑的政權，通常都是 “ 反脆弱 ” 的——這是納西姆．塔雷伯（《黑天鵝》作者）所提出的一個術語。不一定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時刻為麻煩事做準備。
台灣和韓國的靈活反應展示出它們是如何建立在一種內在的不安全感之上的。但如果你是頭號超級大國，你可能會對風險感到自滿。任何新政府面臨的挑戰，是盡力擺脫聯邦登記冊上那些充滿細枝末節的監管解決方案，取而代之的是對我們面臨的眾多潛在危機採取一種更敏感和更靈活的態度。
《巴倫周刊》：當新冠疫情結束時，你最想去哪裡？
尼爾．弗格森：新冠疫情使大城市成為危險的地方，而我今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鄉村地帶度過。所以，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倫敦，因為我有兩個孩子住在那裡，我從二月份起就沒見過他們了。
另外，因為我喜歡待在倫敦擁擠的酒吧裡，最好是在酋長球場（Emirates，阿森納的主場球場）的阿森納隊（Arsenal）比賽之前，周圍都是阿森納球迷，喝上一品脫啤酒，還不用擔心有人在我面前咳嗽。這才是我真正期待的。
《巴倫周刊》：謝謝你，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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