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
新冠疫情讓 2020 年成為史上“最難留學季”。尚未平息的疫情、割裂的世界以及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使得人們重新審視出國留學的價值。留學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嗎？為了探究這一問題，我們聯繫到了三位曾在不同時期出國的留學生：上海紐約大學榮譽校長俞立中；曾赴美攻讀麻省理工學院碩士的 Y-CITY 創辦人石嵐；現美國大二的學生 Alex，談談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獨到見解。
“留學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嗎？”
“後疫情時代，留學還值得嗎？”
“留學溢價不再，還要不要去留學？”
自今年疫情爆發以來，關於留學“值不值”“去不去”的討論已經太多，被冠以“最難留學季”的 2020 年，社會輿論對於留學生的關注，也達到了一種空前高漲的熱度。
2020 上半年出現的留學討論熱潮
在“局外人”的審視角度中，關於留學的決策，就像是在一台精密天平上擺弄砝碼的遊戲。
一邊，有金光閃閃的名校 offer、享受頂配資源的學習環境和打開視野，看見多元文化碰撞的機會；
另一邊，則現實許多，高昂的學費、巨大的學業壓力、奔赴異國獨自生活的種種挑戰，都讓天平搖擺的結果不那麼一目了然。
這也是為什麼，當“疫情”和“國際關係”被擺上天平後，我們會直覺性地得出結論：現在去留學，真的沒有以前值得了。
然而，對於這個結論，三位“局內人”顯然都不那麼認同。
上海紐約大學榮譽校長俞立中曾於 1985 年奔赴英國利物浦大學讀博士，在他看來：如果只是想去鍍金，回來更好地找工作，留學成本不一定收得回來。
如果是希望拓寬視野，讓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對社會發展的理解，更加完整；對同一個問題，會有更多樣化的思考，更好地發現自我，理解人生的價值，那就是“物有所值”。
▲ 俞立中
21 世紀初赴美攻讀麻省理工學院碩士學位的 Y-CITY 全球創新學院創辦人石嵐則同樣認為：全球領先的專業教學實力、對多元文化理解的加深，從而建立起一種更加平衡的世界觀、以及國際化的校友網路等等收穫，都讓留學不僅僅是一件從物質上去考慮投資報酬率的事。
很多價值不是一時半刻就能看見，但絕對受益終身。
▲ 石嵐
而對於美國大學二年級的中國學生Alex來說，這個問題或許有著更重的分量，畢竟他正親身經歷著。
年紀輕輕的他對於留學這件事，同樣有著自己的思考：留學的投資報酬率一直很低，但這並不就意味著“留學不值得”。
國外疫情嚴峻、學校開不了學，和體驗感糟糕的網路課程，都是當下正發生的事，但這些極具挑戰性的經歷，本身也是留學生活中非常關鍵的一部分，況且真實世界就是充滿了這樣的不確定。
一、留學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留學的難處有很多，但今年，疫情及其引發的附加效應，強勢插隊到了留學之難排行榜的一位。
Alex就正經歷著這些。由於疫情影響，他不得不選擇“go local”（就近入學），一邊在夜裡上美國學校的網路課程，一邊也正常讀國內學校的實體課。
但更艱難的，還是 3 月春假前，由於美國疫情爆發，學校迅速做出實體課轉網路課程的安排後，要求所有學生一周內離開校園。 “一下子很多人沒有地方去了，機票也不好買。” Alex 說。
這並非個例，當時各國國內幾乎每天都有“回國機票被炒到天價”“買機票被騙”的新聞報導，而國外應對疫情的消極態度，又讓留下變得前景渺茫。留學生那種進退兩難的境地，至今也讓不少家庭感到後怕。
面對這種黑天鵝事件下個體處境的艱難，Alex 反而積極明朗地講起了和朋友們匆忙搬進公寓後沒有廁紙的小趣事，“原本就想大二出來住的，提前感受了一下，好像沒有想像中美好。”
Alex笑著說，“但是很有意思。”
類似的事件，在 20 年前也同樣上演過。
網路泡沫的破滅，讓剛剛走出校園的石嵐直接遇上了“最難就業季”，“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個繁榮時期，忽然之間，工作變得特別難找，一直聽到公司裁員的消息，股價也跌得厲害。”
石嵐回憶，如果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就會失去簽證。所以朋友們想了很多辦法，有的趕緊找工作，有的再去申請學校，還有的甚至開始考慮要不要結婚留下。
同時，美國“ 9 · 11 事件”發生，不僅引發了大家對自身安全的擔心，在其他方面也造成許多不確定和挑戰。兩年後，石嵐按照原先的計劃回到國內，在北京又碰到了“非典”爆發。
“當下肯定是會焦慮、迷茫的，可能也會想，怎麼這麼倒霉。”石嵐笑說，“現在回頭去想，就覺得心態上更強大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嘛。”
不過，畢竟這些突發事件不會經常發生，相較而言，異國生活、文化差異和學術壓力，可能才是每一屆留學生都要面對的標準挑戰挑戰。
1985 年，俞立中赴利物浦大學進行博士研究，就有很多這樣的挑戰。做博士論文時，照著一篇文獻裡的方法做實驗，但怎麼做都跟預設結果不符。
“我就給作者發e-mail，他讓我給他打電話，他在電話裡教我怎麼做，但還是有沉澱。後來我索性跑到外地，在他的實驗室，由他直接指導做實驗，待了兩週，還是有沉澱。後來，我們動腦筋改進了辦法，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前後整整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俞立中說。
這件事給了俞立中很多啟發，一是要交流，主動尋找幫助，二是遇到困難決不放棄。 “一個人的幸福感，往往就是在克服困難、取得成功後才能感受到的。”
二、永遠好奇更大的世界
從 1985 年到 2020 年，從英國到美國，從本科到博士，三位“留學生”的經歷雖不盡相同，但說到在異國求學的最大收穫，三位都不約而同地把“開拓視野，見識並理解多元文化”放在了第一位。
在利物浦大學的五年期間，俞立中的大部分精力還是放在博士研究中的。畢竟當時，英國的高等教育資源於國內而言，優勢巨大。
但除此之外，俞立中還特別關注英國的文化和社會發展，花了很多精力與教授、同學們進行溝通交流。
在俞立中看來：
它（留學）提供了一個融入多元文化的機會，能使我更切身地去理解不同文化的差異。
還有，它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在不同文化、不同製度之間去進行比較，才能更全面地構建自己的世界觀。
新世紀初，石嵐面對的那個“新世界”，則更多體現在生活中的“文化衝擊”。
“美國同學在校園裡隨地而坐，聊天、看書或者寫作業，這樣一些小的細節對當時的我來說，有點小衝擊。”石嵐回憶道。
“當時我們（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差距比較大，美國整個環境的乾淨和放鬆，每個人那種自在、自信、自我的精神狀態，還是很不同的文化體驗。”
轉而一笑，石嵐想，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太會感受到那種差別了。 “大家平時就交流很多，差異也不那麼大了。”
2019 年來到美國的Alex確實不太有新奇感了，甚至留學本身就是一件再順其自然不過的事，身邊的朋友幾乎全都是這樣的，讀國際化學校，然後出國。
而這趟旅程於他而言的意義，就在於他能夠走出生活的“小圈子”，去看見那些更大的挑戰。
自疫情爆發後，不少專家學者都曾表示，全球化進程遇阻、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影響，都將給這一代留學生帶來巨大的挑戰。
而Alex的真實生活就是這一代人的小小縮影，挑戰都客觀存在，但也正因如此，對於多元文化的理解也變得尤為重要。
同學來自世界各地，Alex很能理解大家都更願意跟同國的“老鄉”玩兒的現狀，但如果能改變這種現狀，實現更大範圍的學習、交流，那當然是更有意義的事兒。
另一方面，大一的這一年，收穫了三個來自天南地北的好朋友，是Alex最開心的事。但比起旁觀者看到的融入和交流，他更看重的其實是，在異國求學也收穫了珍貴的友誼。
Alex對交友的理解是非常健康而思辨的，顯然，這個孩子身上正逐漸顯現出兩位前輩所說的“更多樣的思考”“更平衡的世界觀”。
而留學經歷帶給他們的，顯然遠不止這些。從俞立中和石嵐兩位前輩後來的職業、人生髮展來看，留學經歷都讓們在“跨文化溝通交流合作”等方面，表現出了更加卓越的能力。
在華師大任校長期間，俞立中積極推進學校的國際化進程，在中法學術交流、科技人才培養等方面做出很多貢獻，並因此獲得了“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2012 年，由華東師範大學與紐約大學合作，創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舉辦的大學。俞立中擔任了上海紐約大學創校校長，並用八年時間將其打造成為一所學術卓越、有口皆碑的國際化大學。
而石嵐回國後打造的Y-CITY全球創新學院，聚焦科技和教育的方向也大幅地源自於她在麻省理工讀碩士學位時，選擇的就是一門交叉學科，以前端科技和跨學科學習見長的MIT讓石嵐在之後多年仍然受益。
另一方面，強大的校友資源也讓她在整個創業過程中獲益良多，但石嵐更看重的，是同那些富有啟發性的同學、師長相處對自己為人的影響。
三、留學的“變”與“不變”
疫情、國際形勢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顯然已經導致了 2020 年會在留學歷史線上變成一個特殊的節點。
這也就造成了，在今天，我們除了像往年一樣糾結“值不值”的問題，更要討論“去不去”的抉擇。
八十年代的留學，是少之又少的事，公費選派為主的留學生中，“被選中”就多半不會放棄；九十年代開始的“出國熱”，則讓所有力所能及的家庭都會爭取孩子留學的機會。
在今天的語境下討論這個問題，當中涉及到每個家庭的考量因素可能就會複雜得多，而三位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留學生”也對此提出了一些建議。
1. 現階段的留學趨勢，不會改變
疫情結束後的世界，會有怎樣的變化？在俞立中看來，疫情后的世界，有變，也有不變。
其中，不變的，就包括留學。儘管疫情下的留學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學生流動、出國留學的趨勢不會有大的變化。
總體來說，現代教育體制，包括學校這一模式，其實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工業革命成果。
提到更理想的教育模式，注重知識、技能、價值觀全面發展的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西方教育。這一觀念、這一大的教育格局，短時間內不會發生改變。
曾在MIT感受其工程學科的強大魅力，石嵐也同樣具有這樣一種觀點。 “國外高校在很多專業領域中還是非常有優勢的，更個性化的教育、更前端的研究，諾貝爾科學類的獎項還是都在國外。所以尋求這樣的教育，國外確實更有優勢。”
2. 留學溢價，已經不存在了
在俞立中看來，從純粹的投入產出比來看，所謂的留學溢價，已經不存在了。
很現實的例子是，留學生在職場上的就業競爭力，是否還如二十年前那麼有優勢，很難說了。
石嵐對此是有直接體會的，“我們現在面試很多新人，不會因為他是留學生就給他比國內畢業生更高的薪資，要看綜合的競爭力，智商、情商、學習能力、應變能力等。沒有所謂’留洋鍍金’的說法了。”
Alex則簡單明了地算了筆帳，“以我為例，我們學校國際生學費每年 7.8 萬美金，再加 0.2 萬生活費用（其實遠遠不止），一年 8 萬，四年 32 萬，匯率以 1 : 6 算也將近兩百萬人民幣。這個數字對絕大部分學生來說，都不是畢業前幾年就能賺回來的。”
3.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不追著名校走
很多留學很重視大學排名，甚至還有這樣的說法，“如果進不了排名前 50 名的大學，基本就不用去了”。
在俞立中看來，如果一個人的人生，要靠學校品牌來支撐，這是很可悲的。
Alex同樣提到了相似的觀點，華人父母好像總希望孩子去把“常春藤”全部申請一遍，但其實這種心理就沒有搞清楚留學的機制。
“孩子能不能考得上是一個問題，合不合適也是一個問題。”Alex用自己舉例說。
“像我最感興趣的這個專業，我就會從這個專業做得特別好的大學中去選擇，而不會去優先考慮這個大學的綜合排名。比如我當時對范德堡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也都很感興趣。”
三位“留學親歷者”的講述，或許能帶給留學的黃金時代過去了嗎？他們我們這樣的啟示：黃金時代過去了。
“留洋”“海歸”“名校”，一個個閃亮而灼目的標籤都可能歸於平淡，但留學親歷者們通過這段經歷的學習、生活而內化到自身的多元能力與思維品質，其價值永遠重要。
正如俞立中所說，“未來，人自身的競爭力與核心價值，才是王牌。”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117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