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球
美國總統大選就像是一場真人秀。候選人像演員，比的不是政見，而是誰最能吸引大眾的眼球。美國政治的輝煌驕傲之處，就在於它的理性論政，公平、公正與公開。但是民主政治很大一部分就是 “媒體政治” ，選舉的重點不是誰的政見最好，而是誰最能吸引社會大眾的注意。
民主政治 很大一部分是 “媒體政治 ”
嚴肅艱深的議題，通常涉及國家長遠的發展，但是這些議題很難在媒體中講清楚，更遑論民眾對於重大議題本身就缺乏認識，所以想要以議題贏得選舉難上加難。
因此美國總統的選舉比較像是一場真人秀比賽，誰能贏得選民的情感、喜好，誰就能勝出。
贏得情感與喜好比的往往不是突出的議題或卓越的領導力，而是長相、知名度、口才、口號和誓言，涉及更多的是大眾表演的能力，很少靠議題就能取勝。
就像當年甘迺迪以略微票數勝選尼克森，當問選民為何選甘迺迪？民眾回答說： “Because welike the way he looks。” （因為我們喜歡他的樣子），一張好看的宣傳照片，勝過千言萬語。
選民為何選甘迺迪？民眾回答說： “Because welike the way he looks。” （因為我們喜歡他的樣子）
2016 年，共和黨有 10 多位參加總統初選的候選人，當CNN記者用平板電腦秀出每一個候選人的照片，讓在餐廳吃飯的民眾指認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90% 都認得川普，但對其他候選人沒有太多的印象。
因為川普是知名電視節目《誰是接班人》（Apprentice）的主持人，大量的曝光與極高的知名度，是川普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關鍵。
我倒不是說美國總統候選人都缺乏領導力或者設定卓越政策議題的能力，而是政策議題或領導力必須伴隨著強有力的媒體策略與激發群眾的能力。
當年柯林頓總統還是阿肯色州年輕的州長，他出來挑戰總統大位。阿肯色州是一個大眾關注度很低的小州，人口當時才 100 多萬，森林數目比人口數多得多。 40 多歲籍籍無名的柯林頓參選民主黨的總統提名。
一開始，民主黨十幾位總統競逐者在新罕布夏州初選，當時媒體對候選人的報導比例旗鼓相當。柯林頓名氣很小，比起任何一位候選人，他都沒有更大的知名度或曝光度。
但是一位過氣的阿肯色州女歌手，突然跳出來宣稱她曾經跟克林頓州長有過 12 年的戀情。早不說晚不說，偏偏選總統時，舊情人跳出來說話。
這位頭髮燙金、捲曲有致，餘韻猶存的過氣歌手——珍妮佛（Jennifer Flower）告訴媒體，柯林頓不可以當總統，因為他有過這麼一段不倫之戀。
其實當時美國大眾沒有多少人知道柯林頓，結果珍妮佛一炒作，一時之間全美國的媒體大幅報導克林頓。
這位年輕州長，外表英俊，口才敏捷，出身貧苦，單親家庭，祖父養育，是吃快餐食品長大的青年；曾以助學金上了耶魯大學法學院，並拿到羅德島獎學金到牛津大學研讀；高中時與甘迺迪總統握過手， 29 歲就當上州長。
一時之間，社會上不知道是談論緋聞，還是報導一個曾經勵志向上的勤讀青年。
根據一項研究，珍妮佛出面指控之後，有關克林頓的媒體報導是其他總統候選人的 500 倍以上。
克林頓透過巧妙的迴避與解釋，讓這件事模糊不清，難辨其真偽。當知名度大幅提高，緋聞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克林頓陣營開始運用媒體對他的高度關注進行轉向，轉向無能力就學的青年們，政府應該如何補貼他們上大學。
克林頓自己是過來人，他曾經有就學的各種遭遇。緋聞爭議事件，使他具備高知名度，他把這股 “勢” 、這股 “動能” 巧妙地轉向正面，使得自己成為民主黨總統初選中最傑出、最耀眼的候選人，並最終當上總統。
而所宣稱的 “他的老情人” 珍妮佛，其實無意或有意地幫了大忙。
川普 VS 拜登
川普總統運用媒體的能力也是前所未見。現實主義的性格加上對媒體的深刻了解，他一點都不怕負面新聞。
越是逆勢，越能順向操作。如同當年柯林頓面對緋聞指控，崩潰或躍升都是在一瞬間對於 “勢” 的適當操作。越是批評，越是高知名度，越能引起大眾對他的注意。
只要他在關鍵問題上，能脫身有術，能提出辯解，能提出似是而非的政見，能提出激起大眾情緒的口號，說得更明白點是能哄住選民，讓關鍵選民相信他，他就會過關。
當社會大眾普遍認為川普無禮又傲慢、任性又粗魯，他再一次尋求將這種負能量轉成正能量。
當觀眾從電視看到川普與拜登的第一場辯論會，其實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川普不斷地插話，打斷拜登講話，人身攻擊說拜登 “你過去 47 年什麼事都沒做” 。
川普就是要惹怒拜登，把這個表面看來和川普截然不同的形象，彬彬有禮、有節有度的前副總統惹怒，讓他出錯，讓拜登變得跟他一樣，沒有道德高度。
結果，拜登其實也忍不住了，開始插話，甚至被激怒後說出： “Shut up！man！” （你這傢伙給我閉嘴！），我們不敢斷言川普是否刻意地要藉機貶抑拜登的道德高度，但是他全場給人的感覺根本就是不想辯論，只想吵架。為什麼？
因為可能川普自知自己的弱點太多：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超過 20 萬；經濟衰退，幾乎要崩潰；種族的衝突不斷升高。
川普不只被批評缺乏領導力，更缺乏道德高度。在這個事實確鑿的情況下，他恢復媒體操作的本性，混淆敵我之別，將拜登拉成跟自己一樣的水平，說拜登 “無所作為” ，因為川普在疫情及暴動中就是 “無所作為” 。
如果兩個都無能，那至少川普還有愛國主義的民族情結可以操作：美國第一，白人至上。這是為什麼當主持人要他譴責 “Proud Boy（驕傲男孩）” 白人優越主義的新納粹煽動者時，他反而對這群美國新納粹的 “驕傲男孩” 喊話說： “Standback and stand by。” （稍安勿躁，做好準備。）
川普自知，他曾引以為驕傲的美國經濟全面復甦已經被疫情打得支離破碎，沒有聯邦兩兆美元的補貼，美國將面臨自羅斯福總統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
川普一方面以相對粗魯的話語試圖激怒對手，降低對手的道德高度，以證明我們其實是 “一丘之貉” ；另一方面也思考自己如何擺脫被批評為無能的形象。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刻意造作，川普在辯論後不久，就染上新冠病毒，短暫接受治療。這樣的話，他一方面似乎博取了同情，另一方面卻不顧醫囑，擅自出院，拿下口罩，證明自己可以戰勝病毒。
這種 “義和團式” 的勇氣與自我戰勝法，究竟是窮途末路之舉？抑或是慣於操弄媒體的川普的一種出乎直覺的措施？
疫情仍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是美國社會目前最深的痛處。川普不去尋求良好政策以抑制疫情，卻以這種英雄主義的做法來標榜自己的神勇。
這種真人秀，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撫慰失去親人的美國家庭之傷痛？它能否就此給予美國人民信心以戰勝病毒？恐怕川普得到的媒體效益遠多於給予人民實質的益處。
川普拒絕第二次總統辯論，原因是他不想對著電腦講話。連哈佛大學都線上教學、線上討論與辯論，這已經是今日美國的常態。
在拒絕線上辯論後，川普卻接受福克斯（Fox Corporation, FOX）電視公司（Fox News）長達 30 分鐘的線上專訪，由此不難推論：川普並非不喜歡線上辯論，可能只是不想再辯論。
因為在目前情勢下，避免辯論其實對川普更有利。辯論會以吵架的方式進行一次就夠了，來兩次，民眾肯定會更反感。
同時一談政見，川普顯然會處於下風。因為疫情、經濟、社會穩定都是川普的痛處。而對於拜登而言，他目前的民調超出川普 12 個百分點，如同希拉里曾在選舉前一個月超過川普 10 個百分點。
在 2016 年的總統辯論會，希拉里也曾遙遙領先川普，但是在大選前一個月，前聯邦調查局局長柯米（James Comey）突然重提再一次調查希拉里信件外洩的醜聞，這使得希拉里的政治致命傷再度顯現於世。
結果希拉里贏得多數選票，但是輸掉選舉人票（各州的選舉人票數，贏家通拿），川普意外地當選總統。
拜登如果想要贏得大選，他面臨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在選前避免自己犯錯：第一，不能說錯話；第二，不能出現意外醜聞。
以醜聞言之，拜登的罩門不是的他兒子與俄羅斯的生意關係，他的危機會是他與女性的關係是否會再度成為對手攻擊的焦點。
也許你會說，騷擾女性，那不是川普一直存在的爭議話題嗎？為什麼會對拜登造成傷害？
因為一個人如果以賴皮形象自居，不會因為一個賴皮的行為而被嚴厲批評，但是一個以聖潔形象自居的人，一旦出現賴皮的行止，就會被嚴厲地批判。
最近，川普陣營秀出拜登以雙手搭在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夫人的肩膀上，批評他是毛手毛腳的怪叔叔。但是這個議題沒有持續蔓延。
以說錯話言之，拜登必須堅守原則，不要被川普激怒，特別是第三次辯論會即將登場。美國歷史以來的總統大選顯示，贏得辯論不等於贏得選舉。但如果在辯論會中說錯話，可能會讓候選人失去總統大位。
避免犯錯，一直是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中候選人最需要謹慎面對的陷阱。川普在第一次辯論中乾擾、激怒，希望引誘拜登犯錯的策略其實是有歷史的根據。
三、回溯 美國總統 競選
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總統辯論會是在 1960 年，甘迺迪與尼克森競選總統之際。當年正值青壯的甘迺迪參議員，與時任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尼克森爭奪總統大位。
那是美國歷史以來第一場電視辯論，當時還是黑白電視的時代。
在電視辯論之前，尼克森具有絕對優勢。尼克森年過五十，正值壯年，政績顯赫，雄辯滔滔。
而甘迺迪剛過四十，年輕英俊，侃侃而談。雙方激辯，不分軒輊。尼克森穿著灰色西裝，又剛剛開過刀，嚴肅中稍顯虛弱。相反，甘迺迪穿著藍色西裝，沉著穩重，在電視畫面上顯得神采奕奕，雄姿英發。
辯論結果是，聽廣播的受眾以多一個百分點認為尼克森贏得辯論；相反的，看電視的觀眾同樣以多一個百分點認為甘迺迪獲勝。
為什麼甘迺迪輸掉廣播而贏了電視？因為他帥 “Because we like the way he looks。” （我們就是喜歡看他的樣子。）
從此以後，美國總統辯論再沒有人敢穿藍色以外的西裝。所有的候選人都穿藍色西裝，只是配上不同的領帶罷了。灰色，顯得不夠權威；藍色，代表權威、穩重。
你看無論川普或拜登，都是著藍色西裝。 1992 年老布希、柯林頓以及獨立候選人羅斯·佩羅 （Ross Perot）的三方辯論， 3 個人都穿藍色西裝。對於討好選民，形象與長相比言論內容更為重要。這是媒體政治的本質。
對於川普與拜登而言，兩位都是老人，在電視上看沒有雄姿英發的可能，看起來不衰老、遲緩已經是萬幸。辯論前專家還很擔心拜登會顯出老態，但第一次辯論拜登話語清晰、頗有活力。然而比起當年雷根總統的幽默，拜登的表現其實還算很一般。
1984 年，雷根 以同樣 74 歲的高齡挑戰連任，雷根 的對手是民主黨的華特·孟岱爾（Walter Mondale），年齡剛過 50 ，少 雷根 20 來歲。
雷根 的年齡老邁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當總統辯論會的主持人問 雷根 總統： “您認為年齡會不會是選總統的一個議題？”
雷根 理直氣壯地回答說： “不會！我認為年齡絕對不會是議題！” 他說： “我保證，我絕對不會拿我的對手是’年幼，且缺乏人生歷練’來佔他便宜，或作為他的弱點攻擊他。”
此話一出，引得主持人及現場所有觀眾哈哈大笑，連孟岱爾也都大笑出來。這是 70 多歲的雷根式幽默，化解了他最大的弱點——老邁。雷根 贏得壓倒性的勝利，連任總統。
對於關鍵議題，不說錯話，是總統大選辯論會中，所有候選人的一大挑戰。當年卡特挑戰尋求連任的福特總統，在辯論會中，當主持人問福特總統，對於東歐長期被蘇聯控制，他的政策是什麼？福特竟然回答： “過去或未來，東歐從來就沒有被蘇聯控制。”
對於 1970 年代美蘇冷戰，東歐在蘇聯控制之下是不證自明的事實。結果福特昧於事實的談話，成為該場辯論的歷史焦點與笑柄。卡特輕鬆贏得選舉。
1992 年，年輕的柯林頓挑戰老布希總統競選連任。選前兩年，老布希總統因為打贏波斯灣戰爭，民調支持度曾經高達百分之八十九，幾乎是有史以來美國總統民調支持率最高的一刻。
但波斯灣戰爭後，老布希治下的美國經濟表現不佳，到總統大選之際，民調下滑到將近百分之五十。
老布希總統碰到歷任美國總統連任的兩項鐵律：第一個鐵律是贏得戰爭的總統鐵定連任；第二個鐵律是輸掉經濟的總統肯定敗選。這兩個鐵律同時發生在老布希身上。
在競選辯論會上，當一位民眾對老布希總統提問說，他們的生活困難，找不到工作，孩子申請助學金困難重重。結果老布希用手靠著耳朵說， “對不起，我沒聽清楚你的問題，請你再說一次” 。
輿論對他的反應很失望，認為貴族出身的老布希，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所以反應顢頇。
而克林頓則藉機發揮，立刻響應這位民眾說： “你的問題我感同身受，我曾經跟你們一樣，靠助學金上學，我當上總統一定盡最大努力解決貧困問題，提供更有利的助學方案。” 老布希敗選。
雖說贏得辯論，不一定能當上總統。但是辯論場上犯了嚴重的錯誤，總是會因此遠離總統寶座。歷史上兩條總統競選連任的鐵律，終於一較出高下，輸了經濟的總統，敗選了。
美國 總統大選 的背後
也許讀者會疑問，辯論中失言的總統候選人很可能落選，但是以《紐約時報》最近的統計，川普上任以來已經說了超過兩萬次的謊言或提供了錯誤的訊息，難道他還能當選？川普受到部分美國民眾的歡迎，則顯示美國的價值在崩解或急劇轉化之中。
川普總統尋求連任的整個大環境是：美國對疫情的掌控幾乎是全世界最糟之一，而且還不知道何時能結束；經濟大衰退的危機一直存在；內部種族衝突嚴重，左派激進分子與右派激進分子間的暴力事件時有所聞。
而川普卻以各種方式擴大對中國的對立形勢。川普或許希望把美國一切的不幸都怪罪給中國，但只要中國沒有隨之起舞，川普一個人很難繼續唱獨角戲。
現在，議題回到美國面臨的時代處境，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政經寡占的國家。在許多民主黨人的眼中，拜登的危機看來是太像川普，都是寡占菁英的代言者。
喜歡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人認為桑德斯才真正代表美國人的聲音，代表美國人邁向新紀元應有的政策與社會形態，包括財富分配、環境健康、知識經濟對未來社會的衝擊和對族群平等的關注。
美國有 13% 的拉丁美洲裔選民，這個數字代表的是 3000 萬選票；有 12% 非洲裔選民，人數是 2000 多萬；還有 1100 萬的亞洲裔選民。以川普 “白人至上” 的立場，少數裔美國人的態度是勝選的關鍵之一。
然而，因為拜登是老政治，白宮的說客大量地介入美國的政治走向，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才說，美國現在是一美元一票，不是一人一票。
這次總統大選選的是，美國的未來究竟是要赤裸裸地以現實主義作為施政主體，還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齊頭並進，就如同 20 世紀中葉之後的美國，以世界領袖、以維護世界秩序自居，並真正做到世界領袖應有的氣度與典範。
或者，美國在被各種新興崛起的國際勢力逐漸取代之後，以恐慌與自保，替代過往堅持平等公正的理想繼續領導世界。
這次選舉的輸贏代表的不是川普或者拜登，而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爭。可惜的是，作為理想主義的形象，拜登仍然有差距。
一般來說，參與民主黨總統初選的參議員桑德斯才更是這種形象的代表。但是桑德斯輸了初選，他更像一個理想家而不是政治家。
然而拜登過度靠近利益團體的色彩，無法有效區隔自己與川普之不同，這使得這場選舉的輸贏還在未定之天。
不管誰獲勝，美國面臨的挑戰始終是巨大的。疫情的控制、經濟的複蘇兩者互為矛盾，除非美國人願意犧牲短期利益以換取疫情的控制，但美國人卻如同斯蒂格利茨教授所言， 90% 的美國家庭拿不出 400 美元以因應家庭急需。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經濟無法短暫喘息。急需快速恢復經濟，使得疫情無法得到真正控制；疫情無法真正控制，經濟也就無法全面復甦。
美國整體社會過度自利的傾向，使得美國缺乏真正的整體觀，這是川普崛起的契機。訴諸利益，棄諸理想，卻能取得民心。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隱憂。
從希臘柏拉圖以來，令人最擔心的民主政治的衰敗，常常來自合法的權力透過操縱民意形成長期寡占，而寡占容易產生民怨，民眾就會期待一位英雄出現，但他經常是煽動者，趁機獲取政權。這是歷史上的凱撒主義（Caesarism）。
每當人民生活困難，無法改變寡占集團的控制，他們就會期待一個政治英雄——凱薩來拯救他們。但是化身英雄的煽動者在獲得政權後，可能帶來更大的社會對立與政治騷動，這是當今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美國的穩定攸關世界的穩定
無論如何，美國的穩定攸關世界的穩定。
美國經歷 “一極化” 大國的時間長達 30 年，至少從 1990 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算起，世界正式從美蘇兩極的世界邁向一極的世界。美國作為世界超強領袖，至少在 “多極化” 的世界尚未形成之際，其對世界的影響甚至領導仍然是必須的。
如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前院長約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 Jr.）所提出的 “ 金德伯格陷阱 ” （Kindleberger Trap）。
約瑟夫·奈伊論證金德伯格教授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出的 “霸權穩定理論” 。
這個理論認為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強權的真空狀態，為美國領導世界金融及政治提供必要角色。金德爾伯格教授認為，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提供必要的國際公共環境，包括公平交易，安全與開放的貿易體系，和平的國際氛圍等。
而在美國逐漸失去這種世界領袖的角色之際，將由誰來承擔國際經濟與社會穩定的角色？這是哈佛大學約瑟夫·奈伊教授所擔心的 “金德爾伯格陷阱” 。
《虎嗅網》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118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