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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獨立運動時期及建國初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領袖“聖雄”甘地，到描繪了現代印度國家藍圖並創立了“不結盟運動”的尼赫魯，許多印度國父級人物的理念和行動不僅為印度的國家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至今仍影響著印度的政治和經濟生活。
2012年，由印度一家雜誌社和兩家電視台聯合舉辦的“最偉大的印度人”票選活動中，大約2千萬印度民眾參加了投票，而最終獲得第一名的是有著印度“賤民之父”稱號的安倍多伽爾（Bhimrao Ramji Ambedkar） 。他的得票數甚至超過了印度“工業之父”塔塔（第2名）、印度首屆總理尼赫魯（第5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及2016年獲封“聖人”的德蕾莎修女（第6名）等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獨立運動時期，安倍多伽爾成為印度非常罕見的、敢於公開批評甘地的政治人物，為此，他曾背過“同情英國殖民主義者”、“背叛印度”等罵名。然而，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意識到，他與甘地之間的爭論並非為了“印度是否應該脫離英國”，而是為了“印度究竟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印度”。在安倍多伽爾去世60年後的今天，安倍多伽爾理想中的印度並未完全實現，但他的思想正喚醒著越來越多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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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多伽爾博士，“最偉大的印度人”。（資料圖片，來自雪球）
飽受歧視的成長過程
印度教的種姓制度聞名於世。在這種制度下，一個人的姓氏決定了他所屬的職業、社會階層和社會地位，並世代延續下去。很多人只了解這個制度由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等四個階層組成。然而，在這四個階層之下，還有一個被稱為“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的賤民階層，他們是印度社會最底層的百姓，主要從事殮燒屍體、清理垃圾、打掃廁所、屠宰動物、制革等被其他人視為“不潔”的工作。其他種姓的人不可以接觸賤民，否則會有霉運降臨；賤民更不能觸碰其他種姓人群的身體、甚至他們的用具。賤民們很少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在政府機構或私人企業中更是難有立足之地。
1891年4月14日，安倍多伽爾出生於印度中央邦姆霍沃的一個賤民家庭。他從小就飽受因出身卑賤而引來的各種歧視：身為印度教徒，卻不能進入印度教寺廟祈禱；不能與其他種姓共用公共水源；在學校裡，他不能坐進教室，而只能在門外席地聽課；他不能使用學校裡的水壺喝水，口渴的時候，需要由高種姓同學從水壺中倒水出來，他在壺下仰頭張嘴接著，嘴唇不能觸碰到水壺；在村里，其他種姓的人走村前的大道，賤民們只能走村後的小路，還要在身後綁上一把掃帚，自動把走過的腳印掃平。
然而，這些歧視和不公平都沒能阻擋住安倍多伽爾努力的腳步，他順利升入中學、高中、進入大學，成為班上唯一一名出身賤民的學生。在獲得孟買大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學位後，他又得到了一筆獎學金，成為印度第一位獲得獎學金出國留學的賤民，開始了他的海外求學之路，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有這些，都開創了印度賤民前所未有的歷史。雖然歷經坎坷，安倍多伽爾最終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兩所學校拿到了兩個經濟學博士學位，並通過了倫敦著名的格雷律師學院的律師資格考試。
賤民領袖第一人
回到印度，儘管安倍多伽爾已經成為那個時代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學者，但他仍會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強烈歧視。他先後更換了幾個職業，做過大學講師、公司會計、私人教師，還自己創辦了一家投資諮詢公司，但這些都沒能堅持長久。大學裡的其他教師不願意與他共有辦公室用具，公司老闆和商業客戶在得知他的賤民出身後，紛紛拒絕與他合作。
最終，在友人的資助下，他開始涉足律師行業，並逐漸站穩了腳跟。當時，在印度訴訟案件中，高種姓人士更傾向於聘請英國人律師，而安倍多伽爾的客戶多為貧窮且付不起律師費的低種姓民眾。不過，在接連幫助幾位低種姓被告人贏得了官司之後，安倍多伽爾聲名鵲起，漸漸成為印度低種姓民眾的領袖和代言人。
安倍多伽爾欣然接受了時代賦予他的特殊使命，帶領低種姓民眾開啟了反抗高種姓階層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他和友人一起成立了一個代表低種姓民眾（當時被殖民政府統稱為“被壓迫階級”，Depressed Classes）利益的組織，這個組織成為後來印度賤民政黨的雛形。不過，組織中的成員並非全部來自於低種姓階層，一些致力於廢除不公平制度的高種姓知識分子也加入了進來，並成為其中的骨幹。
此外，安倍多伽爾還創建了專門接受賤民兒童的學校，組建了賤民兒童的曲棍球隊；他率領低種姓民眾開展了“開放公共水源”和“賤民有權進入寺廟”等抗爭活動，並促使殖民政府在孟買招收了第一批出身為賤民的警察；他與友人創辦了自己的報紙，並親手撰寫專欄，批判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呼喚社會賦予低種姓民眾同等的權利。
低種姓政黨用安倍多伽爾的形象幫助競選。朱諾攝
與甘地的衝突
上個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安倍多伽爾多次領導了低種姓民眾的抗爭活動，從而逐漸在印度社會建立了一定的影響力，他本人被殖民政府委任為孟買立法委員會的委員，他的組織也漸漸成為印度政治社會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上世紀30年代，迫於印度越來越強烈的反對殖民統治的呼聲，英國政府開始考慮給予英屬印度更大的自治權力，其具體措施之一，就是在殖民政府的議會裡增加印度本土的代表人數。安倍多伽爾作為“被壓迫階級”的代表出席了在倫敦舉行的圓桌會議，在會上，他與甘地就自治政府的選民代表分配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安倍多伽爾建議在自治政府的議會選舉中，為“被壓迫階級”專門設立一個選舉人團（electorate），並在議會中保留低種姓階層、特別是賤民的代表人數。這個建議遭到了甘地的強烈反對，甘地認為，穆斯林、錫克教、印度基督教社團都有了自己單獨的選舉人團，印度教徒應該聯合起來，如果低種姓印度教徒從整個印度教社區中分離出去，將極大地改變印度社會的政治版圖。
而安倍多伽爾認為，穆斯林、錫克教、印度基督教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獨立選舉人團，正是因為他們希望在自治政府中能夠有足夠的代表，得以保障他們作為少數族裔的權益。然而，在印度幾千年的歷史中，權益最得不到保障的群體就是印度教的賤民群體。安倍多伽爾舉例道，在印度鄉村的那些公共水源，高種姓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人、基督徒都可以自由打水，唯有賤民不許碰觸那裡的水。
甘地與安倍多伽爾的爭論愈演愈烈，當英國政府公佈各個宗教社區、包括“被壓迫階級”都將有各自的獨立選舉人團時，甘地以絕食相抗衡。一時間，印度各界開始紛紛口誅筆伐，指責安倍多伽爾為“印度教的叛徒”，指責他不顧“聖雄”的生命安危，一心只為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賤民謀福利。
當時在印度，甘地已經成為“非暴力不合作”的領袖，深受各族裔各社區人民的擁戴。安倍多伽爾沒能頂住壓力，最終與甘地達成了妥協。“被壓迫階級”不再單獨享有選舉人團，只是在印度教的席位中為他們留出10%的代表人數，這個比例遠遠沒能達到安倍多伽爾當初希望的比例，也與“被壓迫階級”在總人口中的實際佔比不相符。（在當時的印度社會，賤民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加上低種姓的首陀羅階層，“被壓迫階級”實際佔總人口數量超過40%。）
位於印度勒克瑙的安倍多伽爾紀念公園氣勢宏大。朱諾攝
對印度教的批判
沒能為“被壓迫階級”爭取到獨立的選區，安倍多伽爾憤怒而不無遺憾地表示，這是低種姓階層在爭取權利鬥爭中又一次失敗。在印度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低種姓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的失敗，而這一次，他們被一個號稱“為印度人民爭取平等和自由的聖雄”所擊敗。
安倍多伽爾後來曾經多次批判甘地，認為甘地不夠資格被稱為“聖雄”，他說：“我就從來沒有稱過他’聖雄’，他不過是一個狡猾的政客罷了。”他在接受歐洲記者採訪時指出，甘地在西方人面前講，要實現一個平等自由的印度，但他卻在印度教的媒體上大談印度離不開種姓制度。在安倍多伽爾眼裡，甘地希望的未來印度與他自己憧憬的印度完全不同，甘地要的是“回到過去的印度，是’正宗’的印度，是離不開種姓制度的印度”，而安倍多伽爾的印度是一個“廢除了種姓制度，沒有種姓歧視、宗教歧視、性別歧視的印度”。
安倍多伽爾的很多文章和公開演講記錄下了他對印度教種姓制度的思考。他曾說道：
“幾千年來，印度賤民所受到的待遇比古羅馬時期的奴隸、希特勒德國的猶太人、美國的黑人都不如。”
“一個一部分信徒歧視另一部分信徒的宗教，不是一個完美的宗教。一個將大量的忠實信徒視為豬狗不如、視為罪犯，並對他們造成不可承受的創傷的宗教，根本就不能算作宗教。宗教不是這種不公平規則的同義詞，宗教和奴隸制度是不相容的。”
“種姓制度不僅摧殘著賤民階層，它也毀掉了印度教，並最終將毀滅整個國家。當被壓迫階級獲得自尊和自由的那一天，他們不僅將為自身的發展做出努力，也將會以他們的產業、智慧和勇氣為國家的繁榮而添磚加瓦。”
編寫印度第一部憲法
印度獨立後，安倍多伽爾受尼赫魯之邀，出任印度首任司法部長。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領導成立了“憲法起草委員會”，並親自出任委員會的主席。印度的第一部憲法於1949年11月26日獲得印度國會的批准通過，對於一個剛剛從殖民地中誕生的嶄新國家來說，這部憲法具有非凡的意義。它共有395項條款，為印度廣泛的公民自由提供了憲法的保障，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廢除賤民制度、取締一切性質的歧視，等等。
此外，安倍多伽爾還在國會提出了為婦女爭取社會和經濟權利、為低種姓階層在政府機構中保留職位及在學校中保留名額等法案（類似美國的平權法案），均受到國會的支持。不過，他深知，儘管憲法從法律上取締了種姓制度，但是，印度社會根深蒂固的種姓觀念卻並不能夠輕易根除。
1950年1月26日，在國會批准憲法正式生效的聽證會上，安倍多伽爾警告印度人民：歧視和不平等還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於印度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如果我們不儘早消滅這種不平等，那些受害者終有一天會爆發出反抗，那將摧毀我們今天正在努力建設的政治結構。
在安倍多伽爾發出警告的60多年後，印度社會種姓之間的衝突仍然是印度的最主要矛盾之一，在某些地區，種姓衝突甚至超過印度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宗教衝突。比如，2015年8月，在印度總理莫迪的家鄉古吉拉特邦，就發生過大規模的騷亂，50萬高種姓的帕特爾人因不滿政府的平權政策過於向低種姓階層傾斜而上街遊行，隨後發生打砸搶和縱火事件，並與前來戒嚴的軍隊發生衝突，造成多人死傷。2016年2月，印度北方哈里亞納邦的賈特種姓要求政府在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給予其更多配額而舉行了示威活動，並逐漸演變為暴力騷亂，他們實施了堵塞交通、焚燒警車和公交車、在旅館和商店及火車站縱火等破壞舉措，並切斷了首都新德里的供水系統。該事件導致至少19人死亡、200多人受傷，造成經濟損失達30億美元。
安倍多伽爾關注的弱勢群體並非僅限於印度教的賤民階層，在其出任司法部長期間，他還起草並製訂了最低工資標準法案、員工國家保險法案，以及一些保護婦女權益的法律，包括婦女的選舉權、同工同酬、妊娠期間福利等。1951年，在編制《印度民法法典草案》的過程中，由於國會未通過他提議的婦女享有與男人同等的財產繼承權法案，安倍多伽爾憤而辭去了司法部長的職務。
安倍多伽爾是印度低種姓階層心中的神。朱諾攝
晚年皈依佛門
早在1935年，安倍多伽爾就曾在賤民大會上宣布，總有一天，自己將改變信仰，改宗其他宗教。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雖然我生為印度教徒，可是，我可以鄭重地向你們保證，我不會死為印度教徒。”
在有了改宗念頭之後，安倍多伽爾認真研讀了各個主要宗教的經典教義，最後選擇了在印度早已式微的佛教。他認為，只有佛教教義，能夠與他“徹底平等”的理念相符。他先後數度拜訪斯里蘭卡和緬甸的佛教寺廟，參加了世界佛教徒大會，還成立了印度佛教協會，並將自己對佛教經文的感悟編寫成《佛和他的佛法》一書，介紹給自己的追隨者們。
1956年10月14日，安倍多伽爾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那格浦爾組織了一場盛大的皈依佛教大會，在佛教僧侶的誦經聲中，他與妻子完成了三皈五戒儀式，正式皈依佛門。他向追隨者們發表了即席演講，表示自己實現了20年前的承諾，在自己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不再是一個印度教徒。隨後，他讓台下的追隨者們自由選擇，是否願意隨他一起改宗佛教。50萬人當場表示，願意繼續追隨他的腳步。
安倍多伽爾和50萬賤民集體皈依佛教的事件，被後人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集體改宗事件”，這次活動也為印度佛教界帶來了復興的希望。
一個多月後，1956年12月6日，安倍多伽爾病逝於新德里。
在印度剛獨立時，有人曾預言，印度所採取的民主政體與其根深蒂固的種姓社會互為悖論，從而並不看好印度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今天，在印度各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安倍多伽爾的雕像在數量上已經超過甘地雕像，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印度教是否應該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這或許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安倍多伽爾正走出“賤民之父”的臉譜，而成為引領印度社會變革的劃時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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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印度，安倍多伽爾的雕像已經超過“聖雄”甘地雕像的數量。朱諾攝
《雪球》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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