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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一個隻身飛越大西洋的年輕人
在高速發展時期，我們通常有兩種方式來看待一個國家 — 一個剛剛富起來的消費社會，自信膨脹；但同時許多人生活在貧困與偏見帶來的不安之中。又或者是這兩種：一個迫切想要擁抱現代化的社會；而復古和保守的傾向形成了另一股干預力量。
關鍵在於，到底是誰最後勝出。
在美國，儘管隨繁榮而至的 1930 年代大蕭條短暫性地打擊了這個剛剛富起來的國家，但 1920 年代的美國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在之後的幾十年裡成為一種可靠的結構性要素延續下來，在 20 世紀末，美國成了世界超級大國。
如果要最快地瀏覽大國崛起，1927 年 5 月 20 日早晨發生的事，是個絶佳例子，也是整個 1920 年代的頂峰。
查爾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h) ，這個年輕人在剛剛過去令人心焦的 33 小時裡，駕駛著一架 NYP“聖路易斯精神”號飛機從紐約出發，穿過大西洋，最後降落在法國勒布爾熱機場。
25 歲，成為“獨自完成不著陸飛越大西洋第一人”。這事幾乎等同於美國夢本身。起飛的消息剛通過新近流行的收音機公之於眾時，整個美國就極度興奮。而當他凱旋而歸時，紐約人開了一場歡迎會，街道清潔部掃出了 1800 噸用於歡迎而被撒到街道的碎紙屑。
從起飛到降落之後的幾天時間裡，林德伯格成了報童吆喝著的特刊頭條和電台消息。好萊塢編劇們也開始準備為他拍電影。他無疑是最容易令美國激動的那號人物：沉著勇敢、年輕英俊、極富英雄主義。特別是在 1920 年代，林德伯格飛躍大西洋算得上是大國崛起的終極體現，不僅代言繁榮，也代言進步科技。
第一次世界大戰讓歐洲失去了持續幾個世紀的榮光，但協約國之一的美國卻沒有受到一點兒破壞，還因此大發了一筆戰爭財。
從 1921 年短暫衰退，到 1929 年經濟蕭條之前，美國迎來將近 7 年的富足與繁榮。1923 年上台的柯立芝 (John Coolidge) 政府是個典型的自由派，他們推行“小政府”，寬鬆的經濟政策和低所得稅，並在演講中指出“美國人的要緊事就是做買賣”。美國人還相信，穿梭往來的貿易也會減少下一次戰爭發生的概率。1910 年出版的新書《大幻覺》討論了這一點，在美國長時間大受歡迎。
工業化也吸引了大批的人們來到城市，城市規模隨之膨脹起來，這裡大興土木，以高樓為時髦。這裡還流行汽車 — 這已經完全不是少數人享用的奢侈品了。消費品被快速生產，又被突然富有起來的人們快速消費。
因為全國雜誌、無線電和汽車的普及，美國人的世界前所未有地集中。一時間，他們的生活方式都變得雷同：每週看幾場好萊塢電影、坐在收音機前聽著林賽伯格飛越大西洋的壯舉感到狂喜、地下酒吧、爵士樂、好萊塢、Flapper 女郎……他們被信用卡和無處不在的廣告刺激著花掉手裡的鈔票。如法國學者安德烈·齊格弗裡德在《美國的成年》中所說：“美國人民如今正在大規模創造出一個完全是原創性的社會結構”。
而就連造飛機 — 過去歐洲人總是掌握著最先進的技術，美國人也迎頭趕上，繼而創造了隻身飛躍大西洋的傳奇故事。1919 年英國飛行員阿爾科克和布朗兩人一起成功飛躍了大西洋，但半年後，阿爾科克在法國出了飛行事故，他在迷霧中撞上了一棵樹丟了性命。而美國人在 1924 年研發的風冷發動機，讓飛機變得更可靠。
1927 年夏天，林德伯格被早早等在勒布爾熱機場的法國人團團圍住，美國的進步被巴黎乃至全世界所知。在幾年後，巴黎的女性甚至會對美國來的尼龍絲襪趨之若鶩。
這個新興社會好像輕而易舉取得了幾乎每一個領域的優勢：金融信貸、軍事實力、流行文化、發明和技術。他們似乎也不相信可怕的偶然性會破壞人自身努力的結果。實用主義哲學正流行，代表的哲學家約翰·杜威聲稱，個體的發展本身已是最終的目的。
不過，1920 年代的美國是如此複雜，它潛能巨大，也充滿陷阱，人們談論它時總是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 1920 年代大學生票選的 10 個傑出人物中，林德伯格排在首位。其餘的還包括汽車巨頭亨利·福特（FORD, F-US） (Henry Ford) 、極地探險家理查德·伯德 (Richard Byrd) 、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聖雄甘地、以及天才高爾夫球手鮑比·瓊斯 (Bobby Jones) 。
但這些象徵時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中，還有芝加哥黑幫頭子阿爾·卡彭 (Al Capone) 、義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
在繁榮的另一面，按照美國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 (Edmund Wilson) 對這個年代的看法 — 人們開始“越軌”，偏離了美國的基本嚴肅性，“1920 年代的繁華煙花就像是一場醉酒狂歡”。就連勞工都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好處，集體活動爭取權益顯得多餘，工會也因此衰落。
回頭來看，在當時疾速右轉的世界，犬儒主義在中產階級物慾橫流又患得患失的擔憂中滋生。他們嘲笑一切，但除此以外很難做出改變。 另一幫在繁榮之中難以自處的“憂傷的年輕人”，在 20 多歲的年紀逃離美國，以此反抗庸常無聊。
在 1931 年，因為《大亨小傳 (The Great Gatsby) 》而為人熟知的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 (Francis Fitzgerald) 總結這個時代時說：“新生代已經成熟，他們將發現，諸神已死，一切對人的信念都動搖了；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是，美國正在走向歷史上最盛大、最花俏的狂歡。”
多少值得慶幸的是，包括貫穿了整個 1920 年代的禁酒令在內，一些被證明是暫時性的愚蠢決定並沒有長久地延續下去，而只能在《大西洋帝國》之類的另類美國故事中看到。
本世紀的 20 年代正在逼近。這或許是個不錯的時機來感受美國狂呼海嘯的 20 年代邊上，一個國家正值青春期的迷人與不安。它可能似曾相識，也可能有本質的不同。
買汽車，買漂亮的汽車
亨利·福特 (Henry Ford) 曾固執地只生產一種顏色的汽車。他有過一句名言，任何顧客可以將這輛車漆成任何他所願意的顏色，只要它是黑色的。
起初這確實奏效。日本黑塗料價格低、幹得快，出於節省成本和效率的考量，加上電力的廣泛運用與亨利·福特發明的流水線，汽車從奢侈品變成了大眾消費品。原本就只是競爭對手一半價格的福特 T 型車，在1920 年代，又把價格打了三折，降到 300 美元。美國此時差不多已經成了“車輪上的國家”。
（亨利福特 1910 年產的 T 型車）
公眾們甚至舉行運動，希望亨利·福特當上 1924 年的美國總統。從推出到停產的 20 年裡，全球一共銷售了 1500 萬輛福特 T 型車，這個紀錄保持了將近一個世紀。這足夠讓美國人驕傲的了。在他們看來，汽車工業帶來了龐大的就業人數，同時刺激了消費力，幾乎等同於繁榮本身。
不過，這些在 1920 年代的深處都會變成前傳。產能的問題解決了，消費者轉而選擇更具設計感和性能更高的汽車。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 GM-US）開創性地製造了這些新選擇，因此奪走了一半的市場份額。
隨著硝基拋光技術的發明，汽車變得明艷多彩。設計師哈利·厄爾 (Harley J Earl) 開始探尋車身的曲線設計和色彩留存度的試驗。20 世紀中葉出現的流線型空氣動力現代車型就出自他的手筆。
這個被稱作“概念車之父”的設計師很有商業頭腦，善於洞察消費者的需求。他先是設計了一款入門級車型 LaSalle，填補高昂的凱迪拉克與平價別克品牌之間的真空地帶。1927 年，厄爾還將百老匯歌舞表演搬到了車展上。自那以後，他讓每年的汽車發佈成為了一場激動人心的盛會，並推出“年度汽車”。這些發佈策略被汽車公司沿用至今。
（1930 年產的凱迪拉克 LaSalle）
汽車從一種單純的交通工具變成了時髦的選擇。福特在競爭中意識到了他得做點兒改變。
A 型車延續了 T 型車的外形，但終於有了四種顏色可選，不再只是黑色。這款車有了不同配置，價格也開始像通用汽車那樣分檔：500 美元到 1200 美元，針對的是不同人群。
（1928 年產福特 A 型車）
1927 年，福特 A 型車發佈那天，“在底特律，10 萬人湧向福特公司的陳列室；在克利夫蘭，由於人群太過擁擠，全副武裝的警察被召來維持秩序；在堪薩斯，有太多人擠進了會議大廳，只得新建一個平台讓新型汽車站在上面供每個人參觀”，英國電氣工程師查爾斯·梅爾茲 (Charles Merz) 在描述自己福特生涯時寫道。
在發佈 A 型車時，福特公司砸下 130 萬美元，在 2000 家日報上連續打了 5 天整版廣告。據估算，從發佈到停產時期，福特汽車平均一年的銷售額是 3 億美元。巨大的廣告投入，在當時已經成為通往市場大門的鑰匙。
美國人民對未來經濟的樂觀程度也體現在了汽車行業股票上。1920 年代的美國股市中，汽車行業股票成為龍頭股，尤其是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任何人只要在 1921 年買了 2 萬 5000 美元的通用汽車的普通股，在 1929 年就會成為百萬富翁。當時，通用汽車一年賺到的利潤是 2 億美元。
不過，瘋漲容易讓人頭腦發昏，忘記汽車行業的繁榮只是錦上添花的效果，一旦經濟下滑，它們的銷售量首當其衝受到影響，按照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在《摩登時代》裡的說法 — “以汽車為主要因素的經濟擴張，其麻煩就在於，當手頭緊的時候，一輛汽車的壽命可以隨心所欲地延長 5-10 年。”
“你受得了自己是一個從小地方來的人嗎？”
人們擔心此時狹隘，就永遠狹隘。《時代週刊》認為，這是 1920 年代美國人的時代精神狀況。
“你受得了自己是一個從小地方來的人嗎？”，《時代週刊》在一份傳單中這樣問他們，“文明在一千條戰線上前進 — 商業、藝術、政治、科學、宗教。你只能無視它，並且退回幾百年之前。但你受得了生活在黑暗時代嗎？”這本雜誌剛創辦不久，毫不掩飾地利用了人們對孤陋寡聞的恐懼。
整個國家正以緩慢、但不可阻擋的趨勢向城市發展：1790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時，97% 的被調查人自稱為農民，而到了 1920 年，城市人口已成為多數，占 1.05 億總人口的 51.4%。
一群新興中產階級出現在城市化興起的過程中，他們主動、開闊、興緻高昂，也有些急功近利。而想要擺脫“鄉民”氣質的手段之一，就是找些訊息性和知識性文摘來閲讀。
本地的報紙已經無法滿足他們這點要求了 — 上面花花綠綠的新聞在《時代雜誌 (Time) 》創立者亨利·盧斯 (Henry Luce) 的口中，是種對愚昧無知的迎合。要麼就是那種“人們讀起來得想破腦袋”的，盧斯和他的共同創辦人哈登都這樣批評那些“嚴肅“的報紙，包括當時最受尊敬的《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它們冗長無趣，只是成片的事實堆砌，“無色無臭”，不值一讀。
1920 年代新誕生的幾本雜誌幾乎可以說都是在批評無知與偽善的基礎上誕生的。
《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 》比《時代雜誌》的誕生還要早一年，隨後是《美國信使》、《時尚先生》以及《紐約客 (The New Yorker) 》。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力圖表現“現實生活”，並且在文章報導背後都帶著人格與表情，獲得了背景和興趣日趨多元化的新興城市中產階級的關注。
《紐約客》在 1925 年成立時，它的格言是“不是為迪比克的老年婦女們準備的”。之後，它開始採用一種隨意而迷人的幽默筆調。《紐約客》的作者們代表了大都會最開闊時髦的一批人，專欄寫手 Lois Long 曾以“口紅”為筆名，成了當時都市女性們穿衣打扮的 flapper 模板。
亨利盧斯的這份週刊則打算開創兼具深度與時效性的慢新聞形式。而他們創造的“時代體”將新聞文本改弦更張，“時而帶著嘲諷，時而帶著神情”，與之後受到熱捧的《財富》與《生活》一樣，頗具感染力。儘管受到虛構事實的質疑，但這不妨礙忙碌都市年輕男士們將瞭解時勢變為一種愉悅的消遣。
批評家亨利·路易斯·門肯 (H L Mencken) 乍看起來有些不同。他主編的雜誌《時尚》和《美國信使》奉行同一個方針：諷刺挖苦。他批評中產階級商人、美國清教徒、教授、社論作者、權利思想家……致力於打碎人們心中的偶像 — 但同時也建立新的：他們將芝加哥的黑幫頭子阿爾卡彭選為了年度人物。在樂於擁抱新鮮事物的年輕大學生中間，這本雜誌一舉獲得成功。
通過降低售價、擴大讀者群，並且鼓勵以更生動淺顯的方式寫作，新雜誌實現了令人讚嘆的成長。1927 年，《美國信使》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 7.7 萬本。同年，沃爾特·李普曼將出版人門肯稱為“對整整這一代受過教育的人群產生最大影響力的個人”。
這些出版物的影響力確實不容小覷。《時代週刊》則很快就成為了輻射全國的新聞機構，在每個州都擁有訂戶。在當時，能做到這個影響力的機構為數不多，除了它就只有全國通訊社，而其他大多數報紙的觸角都沒有超出所在城市太遠。
新興媒介，淺薄而熱烈的迷人玩意兒
弗蘭克·康拉德 (Frank Conrad) ，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發燒友。1919 年，他在匹茲堡開了一家試驗電台，數以百計的無線電愛好者給他來信表示讚賞併進行了一輪“點播”，於是康拉德推出了每週兩會的音樂節目。
匹茲堡的一家西屋電氣公司 (Westinghouse) 在一戰時有生產軍方接收機的經驗，看到了電台的潛力，“電台的發展意味著它們的產品和服務有了更加廣闊的出路”，西屋公司立馬找到康拉德，為電台申請了營業執照。美國出現了第一個商業電台：西屋公司的 KDKA。它首先將沃倫·哈定擊敗對手當選為總統的消息傳送到臨近的幾個州。一炮打響。
在 KDKA 成功的刺激下，美國其他電氣公司也紛紛開辦電台。短短兩年之間，人們就對這個新鮮事物產生了極大狂熱。隨後，各種包括報社、宗教團體，百貨公司的機構也加入到電台申請的浪潮中來。它不再是一些業餘愛好者熱衷的玩意兒。光是 1922 這一年，美國廣播電台的數量就從 28 家激增到 570 家。
儘管它還無法撼動報紙這個老牌媒介的地位，但與印刷時代閲讀地方報紙相比，廣播讓人們接受到的訊息前所未有的統一，閲讀能力也不再是獲知新聞的必要條件了。
大量家庭在同一時間收聽棒球世界大賽的賽況，或是時刻追蹤大西洋上方林德伯格駕駛的那架飛機所在何處，這遠比閲讀讓人激動。每兩三戶人家就有一台收音機；無線電廣播站佈滿全國，公寓住宅的屋頂上佈滿了天線。美國人把置辦傢俱上的錢三分之一花在了收音機上。1922 年，收音機及其零配件的銷售額達到 6000 萬美元。1929 年的數字足足比 1922 年成長了 1400%。
人們的生活早已悄然被技術改變。年輕人們聚在一起，可以用電台收聽某首流行的爵士樂辦個舞會派對，也可以選擇去看場電影。
1927 年對電影也是個重要的年份：《爵士歌手》的出現意味著電影進入有聲時期了。在這個電影的黃金時期，電影院的規模已經非常大了，觀眾席達到 2000 座以上，也比過去要更為奢華。據說，不少人光顧當時最豪華的洛伊影院只是為了享受設備齊全的衛生間。
1923 年 12 月的時候，城中心的居民們基本上一個月去電影院看一場電影，但現在，整個城市的人們一個月要去電影院四次半。
這兩個“新媒體”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商業和政治的展示方式。全國性的大廣告商開始投資廣播，好萊塢的電影明星成為了汽車、奢侈品、美容店廣告中的主角。
1923 年上任的總統柯立芝，儘管為人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孤寂遁世，但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電台和電影。他不僅是美國歷史上首次通過廣播進行現場直播的總統，還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出現在有聲電影中的總統。柯立芝在他當政時開了 529 次記者招待會，會見記者的次數比之前和之後的歷任總統都多。
最時髦的事成為主流
整個 1920 年代的風尚見證了“維多利亞時期”到爵士時代的跳轉，背後是兩個群體的地位提升：女性與黑人。
James Laver 的一首詩勾勒出 1926 年時髦女性 Flapper 的模樣：女孩子們穿鑲亮片帶流蘇的衣服裙子，它們顏色鮮亮、腰線低到臀部、裙襬短至膝蓋，她們嘴唇塗抹得猩紅、留著男孩子氣的短髮，在薩克斯的律動中起舞。
（1927 年，好萊塢女星 Louise Brooks）
不少女性還會特地將長筒絲襪捲至膝蓋以下，在裙子與絲襪的縫隙間露出光禿禿的膝蓋。但在此之前，她們還穿著維多利亞時期延續下來的大裙子和緊身胸衣，時髦一些的女性，則穿著裙襬離地 6 英吋的標準套裝 — 不能再短了。
裙子正在一寸寸短起來。腰線也是越來越低：1921 年腰線的位置還在腰部，僅一年就突然降到了臀部以上。在巴黎，Coco Chanel 開始穿褲子了。她還從情人的衣櫃中尋找靈感，讓女裝混入了男性味道，設計出了你熟知的小黑裙、直線型外套和女褲。
（1928 年，著褲裝的 Coco Chanel）
時髦的並不只是打扮。美國的女性在 1920 年代初終於拿到了有效的投票權；工業化發展使得她們進入工廠工作，行動自如與舒適的需要讓她們拋棄礙事的蓬裙和裙撐，脫下原本緊箍著身體的胸衣，換上了背心式或是更寬鬆的內衣。
酒吧曾經是女性的禁地，此時她們卻像男性一樣出現在酒會。那裡，爵士樂正成為名流酒會表演清單的必選項。源於一場叫做哈萊姆文藝復興的社會變革，這種濫觴於新奧爾良的黑人音樂反而在紐約成為最流行。
（爵士鋼琴師 Fats Waller 在爵士樂發展早期寫了不少歌，包括 “Squeeze Me” (1925), “Ain’t Misbehavin'” (1929) 和”Honeysuckle Rose” (1929)。）
位於紐約曼哈頓島北部的哈萊姆區原本是個白人上流社會的高檔居民區，在經歷了內戰和一戰後，聚集了大批從南部遷徙而來的黑人。
這裡逐漸成為紐約最大的黑人聚居區，同時也被稱為黑人的精神家園。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們都是黑人中的精英，他們創辦報紙、編排戲劇、發表小說、散文、詩歌，試圖從中喚起黑人們的自我覺醒，讓黑人的形象從未受教育的底層變成老練的大都會居民。
事實證明，這些努力很成功。黑人精英們的聲音和對黑人文化好奇的白人們帶動了黑人文化在白人圈子裡的流行。自此以後，伴著年輕姑娘們輕快的裙裾，爵士樂同樣如一股鮮活的力量，席捲了美國人的主流審美領域。
在鋼結構的外面，包上歷史的外衣
美國人對建築的態度顯示了擁抱現代化和再造傳統之間的曖昧融合。
1920 年代的美國正在大興土木。1927 年，全美據說有 5000 棟高層建築，這占了全世界的絶大部分，而紐約擁有全美一半的摩天大樓。
（紐約曼哈頓中城，最高的尖頂建築為克萊斯勒大廈）
這座城市正超越倫敦成為全球最大的城市。800 萬紐約居民裡，有四分之一的外來移民，比費城的總人口還多。加上美國本土 20 萬來自南方的黑人，以及被密西西比大洪水逼來的數百萬人，紐約的樓房變得不夠用了。
“每隔 4 年，紐約的人口成長量就相當於波士頓或者聖路易斯的總人口數。房地產開發商根本跟不上人口成長的速度。”比爾布萊森在《那年夏天》中這樣描述。
摩天大樓成為了安置多出來的人口的解決方式，每年都有上千棟新的辦公樓正在像過流水線一樣被興建或重建。鋼筋混凝土的應用、全金屬框結構乃至電梯的出現，為這些高層建築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與此同時，富人們像雨後的蘑菇一般冒出來。
他們需要用一個龐大的實體標榜自己的財富，紐約依舊成為了這股建築熱潮的縮影：1920 年代末，位於華爾街 40 號的克萊斯勒大廈和帝國大廈之間展開了激烈競賽，它們都想成為紐約乃至全球最高的建築，甚至為此玩起謊報高度的遊戲。它們的主人分別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和富商拉斯各布。
（紐約克萊斯勒大廈，裝飾風藝術的代表性建築之一）
這些摩天大樓一度是建築行業的技術頂峰，但卻被批評大而無當。雷姆·庫哈斯在《癲狂的紐約》中這樣寫道：“那些模式確實美化了城市的平面，但卻沒有顧及它們的實用性。”直到 1933 年後，紐約和洛杉磯這些大城市才開始對建築物的層高做了嚴格的限制。
但美國人在這件事上的態度並不徹底。“在 1922 年芝加哥論壇報報社大樓的設計競賽中，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外，美國建築師全都在鋼結構的外面包上了歷史風格的外衣，用到了古典主義、哥特式、文藝復興風格、巴洛克式，還有喬治王朝風格。”富蘭克林·托克在《流水別墅傳》這樣描述。
地球另一邊的歐洲，德國建築師格羅皮烏斯當上了包豪斯校長。在這個 1920 年代歐洲最激進的藝術和建築中心，設計師們開始了對新結構和新材料的探索。實用主義的領導下，他們一邊造起了方盒子似的樓房，同時，對鋼鐵和玻璃這類新興材料的實驗使得歐洲出現了像水晶宮和巴黎鐵塔這樣的建築。
可美國卻下定決心，轉向了右翼保守主義。不止一位學者曾經評論說，“世界大戰讓歐洲的建築界逃向了未來，而美國的建築界卻逃向了過去。”
無酒精的幻想很快被戳破，人們最終想要的是自由
禁酒令曾被道德衛道士們與改革家們視作美國的全新開始，但是卻在“壓制自由”的爭議聲中結束。這裡有另一個美國。
1919 年，禁酒令頒佈的前一天，路上運酒車絡繹不絶，人們趕著時間把酒運回家裡收藏。他們在家中、或是在公共場合進行最後一次合法的酒會。一位參議員在晚餐會上舉杯：“今天晚上是美國人個人自由被剝奪的前夜。”長達 13 年的禁酒期開始了。
支持反酒精運動的是所謂的“進步主義者們 (progressism) ”，他們大多是中產階級保守派或改革家，他們公開針對“移民工人”臭名昭著的酗酒習慣會影響社會穩定。美國的新教徒們繼承了加爾文教派的特質，倡導節制、不放縱的生活，開始“節制運動” (temperance movement) ，這場運動的聲勢不斷壯大，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女權主義者也在推動禁酒令的實施：她們將男性喝酒與家暴聯繫在一起。在 1920 年女性獲得投票權後，她們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
同時，一戰讓原本無力的中央政府開始擁有更強力的話語權，它以雷厲風行的速度批准了這項法令。《紐約論壇報》說，這就“好像一艘帆船在無風的海洋中勇往直前，而推動它的卻是某種看不見的力量。”
（1932 年，加州橘子郡的長官傾倒非法酒精。）
但正如門肯批判的那樣，“禁酒令”最令人詬病之處在於它不光偽善，還剝奪了公民自由。推動禁酒的共和黨派出警察關閉酒館、查封風月場所。搜查的尺度越來越難以把握，發展到後期，一些最初主張禁酒的主力人群，都開始感到人權在這段時期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大多數知識分子們對禁酒令表示激烈反對，他們憎恨審查制度，並且對政治重生和社會重生都充滿了懷疑。
無酒精的幻想也很快被戳破。
正規市場被禁，帶來的結果是黑市的興起。大量酒精從加拿大走私進入，人們在隨處可見的地下酒吧 (speakeasy) 中照樣能夠喝個爛醉。
最為諷刺的是黑幫與警察官員們的沆瀣一氣。酒精走私和地下交易帶來的高利潤令黑手黨獲得巨額財富，讓他們有足夠的錢去賄賂政府。美國研究黑手黨歷史的學者卡爾西法斯基將 1920 年作為分水嶺，將這個時間節點之後的時期稱為“黑手黨控制政府的時代”。
這些黑幫組織依靠日漸強大的勢力，依靠私酒生意大發橫財。大規模私酒護送形成的嚴密組織在“禁酒令”被廢除後，依然作為犯罪模板留存下來了。相同的經驗被用到了其他非法生意上：邁耶·蘭斯基和本傑明·西格爾採用了這種模板來組織全國範圍的龐大賭博帝國。
當時最有名的芝加哥黑幫老大阿爾·卡彭不僅當選 1920 年代美國大學生選出的十大傑出人物，還成為 1930 年《時代週刊》的封面人物。他成為另類美國夢的代表：每日販酒所得利潤就高達 5000 美元，同時“扶弱濟貧”、“維持秩序”。
這個貫穿了整個浮華時代的禁酒法案，與真切發生的一切相比，顯出了自由遭受管制時的荒謬可笑，以至於它在頒佈之後 13 年就取消了。
這是少有的 1920 年代沒有得以延續的東西。
像美國一樣年輕
年輕人們在那時自稱“迷惘的一代”。他們被日新的生活簇擁著成長起來，無線電與飛機的發明將時空距離縮短，視野空前開闊。但他們也第一次發現：自己與父輩的代溝竟是如此巨大 — 只有祖父母輩才記得奴隷制，而這一代人已經見證了婦女獲得投票權這事。許多從歐洲戰場上歸來的青年們還見識到了法國人的浪漫情調，並把新風尚帶回了美國。
疾速的變化讓代際差異迅速拉大，美國社會的年輕一輩和老一輩似乎都不能理解對方了。爵士樂、短裙、短髮、在公眾場合抽菸的女性令老一輩人費解，年輕人則不滿於他們的偽善保守，他們認為美國正在飽受千篇一律思想和連鎖店的毒害 — 而這正是老家們的商人帶來的。
文學青年對此最為敏感，但他們一開始對此無計可施，“似乎沒有作傢俱有和我們相同的背景。沒有人能針對我們時代的青年說話，沒有人能讓我們一心一意地去追隨，甚至沒有人能讓我們明智地、有成效地作為背叛的對象。”馬爾科姆·考利《流浪者歸來》中寫道。
亨利米勒在《空調噩夢》中提到了這種異鄉感：“實際上，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覺，唯獨在我的祖國不是這樣。我感到格格不入。”
為了追求自由且文化豐富的生活，他們要麼逃往曼哈頓，大都會好歹要多幾分鮮活；還有一些，搬到了歐洲。
一戰後，幾乎是一個帶一個的，菲茨傑拉德、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帕斯索羅斯這樣的美國年輕作家們都匯聚到美國女作家格魯斯特·斯泰因在巴黎的沙龍。斯泰因在當時的巴黎被認為是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人物，身邊大師環繞：畢卡索、馬蒂斯、布拉克、艾略特。
不過，逃離和迷茫只是一陣短暫的潮流，這群對自由充滿信仰的青年們在漂洋過海之後又最終回到了美國。
這段時期某種程度上也是個年輕人的時代。林德伯格飛越大西洋時 25 歲。他的飛機降落法國時，喜極而泣的法國人將他緊緊擁在懷裡，親昵地稱他“孩子”。
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就讓菲茨傑拉德名利雙收了，當時他 24 歲。
盧斯創辦時《時代週刊》也才 25 歲，他就是想吸引那些年輕新貴，讓他們準備好成為大城市居民，時時擁抱世界性潮流。
一個叫 H·P·洛夫克拉夫特的年輕人創辦的雜誌《怪譚》，開始登載一些黑暗、詭異的關於海底外星人的故事。
《時代週刊》放大了大學生們的聲音，他們評選出黑幫人物阿爾·卡彭，保守人士視為社會毒瘤，他們看作英雄；他們還著迷於墨索里尼，他成功地為義大利通常混亂的政局帶來了秩序和穩定。他是“所有義大利人無所不能、剛健有為、精力充沛的獨裁者”。
當然，這在後來被證明有點兒危險。但人們在當時是多麼痴迷聰明、果敢和無法被打倒的樂觀特質啊，以至於忘記了有風險這回事，甚至對真相也不十分感興趣。
這非常青春期。到 1929 年經濟蕭條之前，美國迎來了將近 7 年的空前富足與繁榮。而如果在今天回望，繁榮事實上持續的時間更長。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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