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沒有完善的內循環體系,很難抵抗外部風險。1946 年,卸任首相的丘吉爾在他著名的 “ 鐵幕演說 ” 中說道:
“ 從波羅的海畔的甚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一副橫貫歐洲的鐵幕已經落下。 ”
開始意識內循環的重要性
鐵幕西邊,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提供巨額援助,並成功把西歐納入了自己的貨幣金融體系;鐵幕東邊,蘇聯任意劃分各國邊界,接手舊政權的工廠設備,並透過 “ 經濟互助委員會 ” 將東歐各國變成了自己的 “ 自留地 ” 。這是驕傲的歐洲人不能接受,但卻不得不接受的。二戰之後,歐洲經濟開始了快速成長,而歐洲人也越來越多地意識到:缺少 “ 內循環 ” 的歐洲,註定只能是美蘇兩個大國爭奪的附庸。
1978 年,此時的歐洲人已經看到,只有在統一的歐洲,有了自己的 “ 內循環 ” 體系,歐洲才能獨立於美蘇兩極之外,重新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歐洲大陸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德國和法國,對歐洲統一的推動最為積極。 1970 年之後,歷任法國總統都在積極推動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 70 年代末擔任總統的德斯坦更是被稱為 “ 現代歐元之父 ” 。對於製造業基礎強大的法國來說,歐洲會向它提供更廣闊的市場,以應對從 1970 年以來半個多世紀失業率居高不下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而德國對一個統一歐洲的需求,更是越來越急迫。2019 年,德國進出口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總比重已經達到了 70.8% ,其中出口占 GDP 的比重是 47% 。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常年保持著世界第三的經濟規模排名,直到 2010 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德國還是僅排在美、中、日之後,是當之無愧的歐洲最強。
▲德國出口占 GDP 的比重在 2019 年已經達到了驚人的 47% 。圖表來源:世界銀行
歐盟能實踐歐洲統一夢嗎?
但是,德國這個歐洲最強經濟體,是建立在將美國作為最大出口地的基礎之上。 2018 年,對美貿易占到了德國出口總額的 8.7% ,在運輸設備、化工產品等方面,德國出口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更是達到了 10% 以上。2019 年,川普政府連續對歐盟加徵關稅,美歐貿易摩擦不斷升級,德國的經濟成長也跟著踩剎車,年實際經濟成長只有 0.6% 。 2020 年,美歐在貿易摩擦議題上仍然在打打談談,這讓本已飽受疫情衝擊的德國經濟雪上加霜。
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靠不住,國內的市場消化不了本國的產品,德國經濟如今只能寄希望於統一的歐盟。憑藉著殖民地輝煌了三百年的歐洲,如今不得不重新嘗試打破國界,構建自己的 “ 內循環 ” 體系。歷史上,不少人都有過 “ 統一歐洲 ” 的夢想。從工業革命時期的拿破崙帝國,到二十世紀初俄、法、德等國無產階級 “ 歐洲革命 ” 的暢想,都試圖將經濟發達的歐洲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實體。但是他們的實踐在這片最早孕育出民族國家理論的土地上都以失敗告終。
當代的歐盟可以說是離這個目標最近的一次嘗試,但隨著英國脫歐和匈牙利等國保守勢力的回潮,這樣的嘗試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義大利、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還在藉著歐洲一體化,不斷地向歐盟索取援助,讓大國維繫歐盟變得愈發揮效果不從心。2019 年,不算歐盟國家內部的進出口貿易,歐盟經濟對出口的依賴度仍然達到 46% 。但從更長遠的歷史來看,這可能是歐洲最後的機會了。
缺少內循環讓歐洲失去整個 20 世紀
今天的歐洲,絕大多數知名企業都是二戰以前留下的遺產。當蘋果(Apple, AAPL-US)和華為爭奪著世界通訊市場,微軟(Microsoft, MSFT-US)、Google、百度(Baidu, BIDU-US)、阿里巴巴(Alibaba, BABA-US)在科技領域各顯其能的時候,歐洲的經濟支柱還是一個個從殖民時代活到現在的百年老廠。
與美國和中國相比,今天的歐洲註定不是創業者的樂園,也難以扮演從前在國際舞台上呼風喚雨的角色。內部需求不足,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內循環 ” 的缺失,讓歐洲失去了整個二十世紀。但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樣的教訓顯得更為深刻。
剛剛站起又倒下的韓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靠著 “ 國際大循環 ” ,積貧積弱的韓國和剛剛從戰爭陰影裡走出來的日本,都曾經創造了全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蹟,卻都在經濟危機中損失慘重。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前,支撐韓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是高額的出口貿易:政府以極其低廉的利率——甚至負利率貸款扶持企業,企業負責出口創匯,並透過實現更多出口,拿到更多的貸款。企業發展成了財閥,曾經連飯都吃不飽的國民靠著在海外市場上不斷擴張的企業,捧上了 “ 永不失業 ” 的 “ 鐵飯碗 ” ,世界各國的外匯也源源不斷流入韓國人的口袋。
但到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突襲韓國,這場美夢頓時瓦解。當時,韓國政府的所有外匯儲備只夠應付七天的外債,走投無路的金泳三政府只得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求援。 12 月 3 日, IMF 用 500 億美元 “ 接管 ” 了韓國。按照 IMF 的要求,韓國政府提高了銀行貸款利率,廢除了出口補貼和進口限制,並且向外國投資者開放了本國資本市場,允許外國資本收購韓國企業。剛剛踏入世界經濟舞台中央的韓國,又被擠到了舞台的邊緣。
更重要的是, IMF 向韓國提出,要求韓國打破勞動力市場的終身制,允許企業大規模裁員。 1998 年,韓國迎來了獨立後第一個失業潮,韓國失業率從 2% 左右暴增到 7% 。控訴 “ IMF = I’M Fired? ” 的標語隨處可見。
日本的情況可能好一些
1980 年,韓國只有 3800 萬人,而日本人口已經達到了 1.17 億。同樣是在 1960 年代的產業轉移浪潮中興起的東亞國家,日本無疑擁有更廣闊、更穩定的國內市場。
另一方面, 1960 年代以前,韓國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朴正熙時代( 1963 年~ 1979 年)鼓勵出口換匯,才讓韓國人過上了好日子。但日本在 1960 年代以前,國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已經有所恢復。 1950 年代,日本戰後恢復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東京都地區很快發展成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城市的擴張推動了現代交通建設,東京地鐵成為現代城市公共交通的標杆,新幹線引領了世界高速公路鐵路建設的風潮,而這些基礎建設的需求又推動了重工業的發展。
由此,日本的工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基礎。 1960 年代,日本政府提出 “ 貿易立國 ” 的口號後,日本重工業產品很快佔領了世界市場。1980 年,日本汽車產量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從這以後,日本的汽車出口率逐年攀升,並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汽車產業。對此,美國的反應直接而迅速: 1981 年,美國和日本簽訂了《日美汽車貿易協議》,後者每年向美國出口汽車的限額被壓縮到 168 萬輛以內。到了 1985 年,美國更是迫使日本簽下了著名的《廣場協定》,日元大幅升值,使得日本出口急劇萎縮,經濟也陷入長久的停滯。
但是,與韓國相比,日本經濟的抗壓能力還是要強很多。雖然簽下了《廣場協議》,經歷了 1990 年代初的經濟泡沫,但憑藉著國內消費能力的支撐,日本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直到 2010 年被中國超越。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沒有完善的內循環體系,本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也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本國人民也很難從高速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實實在在的、有保障的好處。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但是,很多國家的歷史卻和這樣的趨勢背道而馳——非不為也,實不能也。缺少內需的小國最後難免成為國際舞台上無足輕重的一員。黑格爾說:
歷史給人類的唯一教訓是,人類從來不會從歷史中獲得教訓。
其實,更多的情況是,人們無法從歷史中規避已經走過的悲劇。
保有內循環的基礎至關重要
面對美國的貿易戰威脅,中國仍能保持經濟成長, “ 內循環 ” 的基礎功不可沒。經濟學家林毅夫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中國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提到了一組數據:中國出口占 GDP 的比重已經從 2006 年的 35.4% 降至去年的 17.4% ,下降 50% 。也就是說,在 2019 年,中國國內產值的 82.6% 是靠國內消費和投資消化的。林毅夫說,當今世界,除了中國,美國、日本等現在世界上主要高收入經濟體都是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
上世紀末,中國商品的出口占了 GDP 相當大的一部分。在經濟起飛的階段, “ 為外國人打工賺錢 ” ,是每個新興國家都不得不走的道路。但是,大國比缺少內需的小國的優勢就在於,度過了 “ 為外國人打工 ” 的階段,本國消費能力的提升,讓這片經濟大海越來越深厚,最終有了更廣闊的內循環的空間。過去的幾十年間,隨著世界貿易的發展,對外貿易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為人們所知,但人們忽略了:
在對外貿易發展的時代,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循環能力,對國家、社會甚至每一個企業和個人,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只有當突如其來的疫情為世界經濟按下暫停鍵的時候,人們才意識到,熱鬧非凡的國際貿易,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各個國家的 “ 內循環 ” 所拉動和引導的。人類經歷了數百年全球化的歷史。隨著技術進步和聯通東西方的貿易格局演變,一代又一代的強國在人類歷史舞台中心來去,自始至終未曾變化的,其實還是每片土地生產和消費能力的比拼。星辰大海,永遠始於足下的土地。
《虎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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