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將會為全球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Wharton Dean的管理學教授–Geoffrey Garrett表示，“當選總統的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開始把重心從競選轉移到治理方針，國內外的局勢也將逐漸明朗”。Garrett指出，川普曾對於國際間的貿易協定，像是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發表嚴厲的批評；而他之後最佳的作法，也許是重新制定前者，並在後者保持和平的協議。(編按：在近期的新聞當中，川普已經表明，他上任首日就要退出TPP)。另一個挑戰則是，川普要如何對於遭受全球化與科技潮流波及之下而承受著薪資不均與停滯的人們，實現他原有的諾言。

Garrett表示，若要朝這方向前進，就必須說服美國民眾，他們將會因為全球化而受益，並同時解決全球化所造成的問題。如果能設法使GDP的年成長率維持在3%以上，美國民眾就能感受到這股“正面的影響”。Garrett曾與K@W討論川普即將面臨的挑戰與可能的選擇，這些內容將會在天狼星廣播公司(SiriusXM)的111頻道中撥出。

Garrett繼續說到，“川普的核心策略究竟會朝向國際化或是在地化，目前仍相當不確定”。他注意到川普的減稅承諾，是依循傳統的共和黨理念。

Garrett指出，川普對於國際上的事務抱持著“中庸的評論方式”，這對於美國政治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他指出川普的論點是美國不應該再為在中東的盟軍“負擔高額的軍事費用”，還有“放棄與中國為友，拒絕貿易往來”。

TPP與NAFTA的談判之路

Garrett指出，“川普議程當中最受矚目的國際議題，當屬於TPP這個具有爭議與壓力的議題；我覺得比較適宜的方式是，不要再強調TPP案，而是重新回到原點去思考”。

Garrett表示，若攤開TPP協議，會發現背後的核心精神是在於支持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和亞洲東岸的國家，達成環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協定。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之所以會擁護TPP協議，不是因為經濟而是地緣政治的關係。“這是歐巴馬的成就，他向世界宣告，是我們而不是中國正在撰寫邁向21世紀的規則”。

然而，Garrett也說到，“TPP的本質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撰寫時，就已經消失殆盡。他並指出，退出TPP對亞洲地區的國家可能會是一大挑戰，因為他們之所以加入TPP，是因為美國要求他們這樣作”。

Garrett表示，TPP目前最大的缺點在於它漏掉了中國，它目前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與亞洲最大的經濟個體。他強調中國應該要成為TPP協議中的一份子。

川普需要想出TPP的補救措施，Garrett表示，“他認為補救的方法就是將中國納入。川普先生曾說過，他很擅長於談判協商。中國目前就是一個潛在的交易者。我很支持川普能與中國談判，並試著為彼此帶來雙贏的局面”。

為何須與中國達成貿易協定？

Garrett對於中國必須加入TPP這件事，舉了個強而有力的說明例子，“我們不應該忘記，亞洲目前已經成為驅動全球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特別是提到中國時，所有美國人應該體認到兩件非常重要的事實；第一，中國是一個高度集中的市場，而且它的消費者更也是美國公司重要的客群。蘋果（Apple, AAPL-US）的組裝生產線就位在中國，而中國更也佔據蘋果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市場。這是個非常巨大的消費者市場，美國的公司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收益”。

Garrett繼續說到，第二件事實是，美國必須感謝中國對它的投資。過去20年來中國對外投資的觸角已經延伸到那些垂涎中國市場的美國公司了。

Garrett表示，“未來我們仍將有許多中國投資案需要處理”。川普未來的施政方向，勢必得將這部分納入考量。當然，“這劇情我們早就在以前看過”，那就是日本在1990年代對美國投資的時候。

“美國人花了很多的時間來了解這項投資，有許多的豐田汽車(Toyotas)在美國以便宜的方式生產，為美國帶來了相當大的利益。我希望中國的投資案，也會有如此的收益。這項效益也許不會明天就發生，但我們以10年為期來衡量，這在經濟方面將成為一個重要的新現實”。

相較於TPP，川普更難從NAFTA中脫身，而它是美國和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間的貿易協定。Garrett表示，“要撤銷NAFTA是很困難的一件事，這也是一個不明智的行為”。

Garrett舉了貿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的例子，說明雙邊貿易的流動，取決於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規模與地理位置關係。他表示，“理所當然的，你會和鄰近的國家有更多的貿易往來。事實上，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有著大量國界的交集，因此三方有著貿易行為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他也預測，儘管當時選舉的過程中，有反NAFTA的聲音出現，但這個貿易協議仍將會持續運作下去。

GDP成長的挑戰

許多評論家認為，川普在總統任期內，GDP成長率將能夠達到4%。不過，Garrett卻不認為這麼高的GDP成長率，將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他指出，美國先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GDP成長率，也不過是在3.25到3.5%之間。如果美國能回到當時的狀況，無疑會為國家的經濟與政治面上，帶來極大的正面影響。“我不認為GDP能夠一直維持在4%的成長率，只有在短期經濟刺激下才有可能達成這樣的成長率”。

Garrett提到，經濟成長率也成為金融市場為川普的勝利而歡呼的原因；這當中有兩個理由，一個是針對於企業的減稅措施，另一個則是為了發展基礎設施所進行的投資。“但這兩項都屬於短期經濟的刺激方案。而更長期的問題會是，你要如何持續維持3%的經濟成長率呢”？

Garrett表示，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驅動成長的因素。過去20年來，成長的動力來自於科技的創新與全球化。然而這兩個成長因素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特別是收入分佈。如果你的成長驅動因素使得利益減少時，它不僅會對對政治與社會上帶來極大的挑戰，經濟層面也會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那麼川普要如何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收益呢？Garrett表示，“從奪回話語權來作為開始，是相當重要的。就我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利益。好處是我們每天生活上的必需品都是非常便宜的。‘美國製造’或許是大家相當推崇的口號，但如果我們每件東西都是由自己生產與製造的話，那麼商品的價格將會居高不下”。

科技創新與全球化這兩項成長因素，也成為川普將面臨最重大的挑戰之一。 Garrett表示，“這兩項因素相似的共同點在於，這將會降低需求，並扼殺勞工的工作機會。而我們也看到，原本屬於搖擺州的鐵鏽帶(Rust Belt)地區從民主黨轉向支持川普。這讓選上總統的川普也應該要考慮這些民眾的心聲”。

什麼因素讓川普獲得勝利？

對於川普的勝利，Garrett表達了他的深度觀察，“如此大的故事主軸，是圍繞在經濟，而非社會層面。身為一個候選人，唐納·川普之所以成為目光燈的焦點，是他本身獨特的特質使然。但他真正帶來的影響，在於驅動了改變整個美國結構性問題的浪潮”。

Garrett解釋到，“結構性浪潮主要圍繞的問題在於薪資的分佈不均與停滯，或許川普獨特的人格特質也成為了可能造成改變的催化劑。”想想薪資分佈不均的問題，例如我們通常會聯想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有什麼樣的不同；但實際上，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在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任職這段期間，美國薪資不均的問題就已經開始惡化。許多美國人與停滯薪資對抗的時間長達15年”。

Garrett表示，“現在，隨著選後的節奏，川普的重心開始從競選轉變成治理。這在川普的日程當中，也一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還是持續成長，但這目標需要許多人共同參與才行”。

第一個100天

Garrett表示，“有人期待川普身為總統的第一個100天之中，相關的政策措施嗎？‘100天’在多數時候是一種意義上的象徵。我認為這就像是一種象徵而已。實際上，要能夠治理好國家，需要的時間是遠遠超過100天的。在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高級的政治手法。川普先生已經證明了他對政治手法的熟練”。

Garrett預測川普會在第一個100天內作出象徵性的行動外，還會釋出“重大的國際訊號”。他也表示，美國可能會對恐怖主義採取較強硬的措施，而不再像歐巴馬對於伊朗採取核武協議。他也預測廢除現行的TPP協議，將可能會有負面行動出現；但他仍希望“相關議題會有持續往前發展的跡象出現”。(編譯/B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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