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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
當企業家正在尋找融資的新源泉以解決世界問題時，為公還是為私，公益還是營利，兩者的界限愈顯模糊。例如，究竟是為加納的醫院輸電，為南美受災嚴重的地區建立保障性住房，還是解決美國內城兒童的肥胖問題？風險投資者及華爾街前律師加勒特·梅爾比 (Garrett Melby) 就是那些從傳統商業界一躍成為影響力投資者的人之一。
在去年的華頓商學院社會創新者會議 (Wharton Social Innovators Conference) 的討論小組上，梅爾比說，在2008年，諸如比爾·蓋茨、比爾·克林頓及風險投資者約翰·杜爾 (John Doerr) 這樣的投資者發出的關於公私合作的宣言吸引了他的注意。“我當時想，‘哦，天哪，如果世上最偉大的企業家、政治家和風險投資者都在討論同一種促進社會進步的全新模式，都能吸引私營企業共同參與，都能利用資本主義工具，那麼這件事就很可能具有可行性。’”
如今，梅爾比是好企業創投 (GoodCompany Ventures) 的共同創始人和執行董事。好企業創投是一家非營利性公司，透過商務研討會，利用該公司的促進力，為初期社會企業家提供教育、諮詢和科研服務。梅爾比解釋道，好企業創投為企業家提供 12 周的課程培訓，教會他們如何融資，以拓展創新項目。“我們儘量激發這些社會變革機構，他們可能不會奢求大筆資金，也不會考慮長遠的目標。但如果他們獲得的投資不是五萬美元，而是一千萬美元，他們將會做什麼呢？”他評價該公司取得的成果“相當成功”，來自 10 家公司的前 4 家已在私營資本中取得了五千萬美元的投資。“他們獲得的投資金額是當初參加培訓項目花費的 700 倍。”
投資蓋茨基金會
理查·亨裡克斯 (Richard Henriques) 是梅爾比在討論小組的同事，他曾任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首席財務長。他也是透過營利性事業加入了影響力投資隊伍的。五年前，當他還未加入蓋茨基金會時，他是默克公司 (Merck) 的高級財務副總裁和企業主管。說起他在蓋茨基金會的工作經歷，他這樣說道：“我覺得我來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在此前30年的企業工作中，他從未聽說過 “影響力投資” 或 “雙重底線” 之類的術語（“雙重底線”是指除了傳統的財政效益，積極的社會影響也是評判標準之一）。
亨裡克斯接受的第一批任務中的其中一個是提高蓋茨基金會的專案相關投資（簡稱PRI）。他解釋說，一個PRI就是一項以公益為目標的營利性投資。除了發放補助金的主要行動之外，蓋茨基金會逐漸投入到PRI中。亨裡克斯帶領他的團隊將專案的投資組合從五千萬美元提高到了七億美元，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說這支隊伍“熱情滿滿、堅持不懈”，也只有這樣的態度才能取得成功，因為合適的機會可遇不可求，而且需要與蓋茨基金會的特定目標與類別高度一致。
亨裡克斯參與的項目包括對生物科技公司的直接股權投資，以及為諸如特許學校等組織提供直接貸款。疫苗與皮下埋植避孕劑的購買以及數量保證是他所在的主要領域，也是他覺得特別有成就感的領域。“我們會去和默克公司、拜耳公司 (Bayer)、諾華公司 (Novartis)、以及印度疫苗製造商等公司商談：‘如果你們在規定時間內提供規定數量的疫苗，我們保證，倘若無人購買，蓋茨基金會就會負責購買。’ ” 交易條件之一是疫苗製造商需要降低一定的價格。亨裡克斯說，允許至少降價 20% 左右。
公私合作
FastFWD 專案是梅爾比最引人矚目的倡議之一，該專案於 2014 年提出，是一項關於透過教育減少累犯行為的公共安全倡議。倡議的背後是一份 2013 年的 RAND 研究：在監獄接受教育的犯人出獄後累犯的幾率會降低 43%。
在好企業創投的推動下， FastFWD 專案與華頓商學院社會影響計畫 (Wharton Social Impact Initiative) 和美國費城展開了合作，彭博慈善基金會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也資助了一百萬美元的國家創意獎金。梅爾比說，該專案要求“將重塑公共安全視為一個 1,400 億美元的市場機遇，吸引來自全世界的企業家到費城來參加這個項目。”關於該倡議的進展，梅爾比說，“在費城提供的十萬美元的試點資助下，距離我們的第一批企業家學員完成培訓畢業只有六個月了。他們已經在私營資本中取得了三百萬美元的投資。”
梅爾比稱 FastFWD 專案為影響力投資的綜合性模型，代表了公共部門、私營企業及學術領域之間的豐碩的合作成果。好公司創投正將相同的架構運用到一項名為白宮氣候資料倡議氣候投資 2.0 (Climate Ventures 2.0. Part of the White House’s Climate Data Initiative) 的倡議之中。該倡議的主要目標是透過集合資料與科技資源，解決氣候變化對糧食和水資源系統的威脅。
追求切實的數字
當梅爾比與亨裡克斯說起他們的影響力投資環球之旅時，他們頻繁用了“混亂”一詞。他們都承認，對於一個新興的產業來說，這種情況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此外，他們也在討論金融精確的重要性。梅爾比回憶起幾年前參加影響力投資會議的場景，他看著企業家們高談闊論，心想：“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事。”他評論道，一些有社會服務背景的人士也許“充滿激情與個人魅力”，但卻不一定知道怎樣建立一個可擴展的商業模式，或是怎樣與投資者進行談判。
對於那些設計商業模式的企業家，梅爾比建議要對特定的部門進行調查，準備好提供一些資料。“你要拿出一些東西給我，這些資料是否符合句對資料，或者是與其他領域相關的資料都沒有關係。”他還說，在金融營利性領域，透過價量分析來看你設計的模型是否可行，然後再去尋找營利方式、擴大接觸人群範圍，這還是相對容易的。此外，還應在影響力的層面進行類似的規劃。梅爾比說，“先別太擔心減少性侵案件能否被稱為10美元、100美元、甚至100萬美元的計劃……我們先設定一個數字，這樣才能開始行動起來。”
“當我來到蓋茨基金會的時候，最大的學習困難是理解檢測社會影響力倡議的複雜性。”亨裡克斯說，“我同意加勒特的座右銘，‘先做起來’，再放下。行動總是比猜測還要好。”他提到蓋茨基金會的確會進行影響力評估，但這些評估可能“耗費大量資金”，並“耗費大量時間，而且在項目進行中也難以作為進展的檢測指標，因此有時候並不具備太多價值。”他也提到，有許多測量方式只是針對某一部門的，這也帶來了額外的挑戰。“如何比較美國的教育成果與衣索比亞的公共衛生？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否具有可比性。”
‘為時尚早’
影響力投資的未來在何方？亨裡克斯說，假使在此領域中有任何標準，蓋茨基金會也“不是那個標準”。這從市場的角度來看是非同尋常的，因為影響力投資的風險容限“有點打破常規了”，亨裡克斯這麼說道，“在蓋茨基金會，PRI倡議的廣告詞之一是‘市場不為窮人運作’。”他指出，蓋茨基金會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願意承擔更高的風險，以公益為第一目的，為投資者排除困難，吸引他們加入投資行列，因為我們會承擔最初的風險。”
梅爾比說，“現在仍為時尚早。” 影響力投資領域由一些巨頭基金會，比如如蓋茨基金會提供支持……但這樣的基金會還不到5家。此外，與華爾街銀行進行規模較大的交易，仍然屈指可數。”
在影響力投資領域，梅爾比認為 “讓人興奮” 的是，許多參與者的 “加速收斂” 帶來了更多有效解決世界問題的創新方式。他將公益與營利長久以來的定義簡稱為 “稅收政策帶來的歷史性事故”。他說，如今，我們看到公益行動者以營利為目的，更有責任地進行資金部署。同時，追求營利的投資者也在尋找更多有益於社會的領域來進行投資。“我們現在看到的實際上是整個行業的進步。針對某種類型的風險，試圖找到最佳的資金來源，這的確是具有進步意義的重要一步。”
《K@W》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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