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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經濟學不瞭解的你曾經聽說過某位經濟學家，那他很有可能就是亞當·斯密 (Adam Smith) 。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經濟學家，被譽為“沉悶枯燥” (譯者註：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學的諷刺性說法) 的政治經濟學創始人。
除此之外，他不僅是經濟學理論的早期擁護者，更是市場調節優於政府計劃觀點的堅定支持者。換言之，人們認定斯密既是經濟學的開創者，又是擁護右翼政治勢力的思想家。
雖然上述對斯密的評價得到了很多人的贊同，但其實它們都不準確。好的說法，這是對亞當·斯密的誤解；壞的說法，這就是徹徹底底的錯誤。
對於一個畢生大部分時間中都避世隱居的學術派思想家來說，能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得到世人的廣泛讚譽，可謂是一場非凡的命運轉折。在格拉斯哥大學擔任倫理學教授期間，斯密絶大多數時間都在為學生們講授倫理學、政治學、法學和修辭學方面的知識。
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因為自己的首部作品 — 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論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 — 而為人所知。從職業身份角度來看，斯密一直都是哲學家和思想家。要知道，“經濟學”這門學科直到十九世紀才正式出現，而斯密在很久之前便已經去世 (斯密去世於 1790 年 7 月，也就是法國大革命的高潮階段) 。
確實如此，斯密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名垂青史，也不是什麼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1776 年，他出版了《國富論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毋庸置疑，這本屢次被後人引用的經典著作，在一個世紀之後經濟學學科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本一千多頁的經濟學入門讀物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歷史學、倫理學、心理學和政治哲學知識。
當下最新經濟學理論的本質特徵有兩個：與歷史學知識無關、含有大量數學方面的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國富論》與如今的經濟學理論幾乎沒有任何聯繫。如果硬要說《國富論》與經濟學有關，那我們可以把這部斯密畢生最著名的作品看成政治經濟學著作。政治經濟學是一個曾經紅極一時的領域，但卻在二十世紀的下半紀迅速衰落。
即便如此，斯密還是很早就成了名聲在外的大人物。出版後不久，輝格黨（Whig）領袖查爾斯·福克斯 (Charles Fox) 便在英國國會對《國富論》大加讚揚。諷刺的是，福克斯此後承認自己從未讀過《國富論》 (雖然很多人都喜歡引用《國富論》證明自己的觀點，但他們其實根本沒仔細讀過這本書，然而很少有人能像福克斯一樣坦率誠實）。
當然，斯密也曾懷疑，在《國富論》出版後沒多久，便立即對自己讚譽有加的人根本沒理解該書的主要觀點。後來，他將《國富論》形容為“一場對英國整個商業體系的猛烈攻擊”。儘管如此，國會中讚揚斯密的政治家們，還是繼續支持他最為反對的那套商業制度。
如果斯密真的因為《國富論》迅速被人們所接受而感到失望，那他看到後世為其冠以各種名號時，很可能也感受不到一絲開心。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右翼政治勢力漸漸在鬥爭中佔據上風。斯密理論與右翼政治立場密切的聯繫，應該算是命運的安排。
直到今天，斯密的觀點依舊對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施加著極其強大的影響力。在斯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人們發展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隆納·雷根 (Ronald Reagan) 和柴契爾女男爵瑪格麗特·柴契爾 (Margaret Thatcher)。
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運動，其實有著深厚的理論底蘊，尤其與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以及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上世紀中期的著作密不可分。
20 世紀 80 年代，芝加哥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 和英國政策顧問凱思·約瑟 (Keith Joseph)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加倍擁護，與朝聖山學社 (Mont Pelerin Society) 有關的大量學者、智庫、商界領袖及政治人物也表達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支持。
新自由主義學派經常引用斯密的觀點。在他們看來，斯密是私人資本主義 (private capitalist) 的早期擁護者，是為了保證市場繁榮發展而追求“縮減國家和政府職能權限” (roll back the frontiers of the state，柴契爾夫人演講中的原話) 運動的創始人。
英國的亞當·斯密研究院 (Adam Smith Institute) 是極為優秀的右翼智庫，從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便用極具侵略性的強力手段，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2016 年，他們正式為自己打上了“新自由主義學派”的標籤。我們從亞當·斯密研究院身上就能看出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
當然，斯密所謂的“自然自由體系” (natural liberty) 與近年來人們所提倡的，國家減少對自由市場干預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但如果拋開表象而深入探究，我們便會得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近些年來人們喜歡將斯密推崇為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先鋒人物，但實際上他對自由社會中市場的作用，所持的觀點微妙含蓄且充滿懷疑。
在一段時間內，斯密也許受到了私有資本主義企業擁護者、國家市場自由和繁榮主要威脅觀點擁護者的公開讚美。但真實的斯密卻對這兩個觀點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在他看來，市場發展面臨最緊迫威脅，不是國家忽視市場的作用而選擇採取行動干預經濟，而是國家被商界精英所掌控。
亞當·斯密在倫敦大學的雕塑。圖片版權：Wikipedia。
《國富論》中，斯密提到經濟干預的基礎，是他所謂的“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 也就是近代早期歐洲經濟領域出現的壟斷橫行局面。在“重商主義”的階段，私有企業為了獲取貿易線路的獨家經營控制權，和貨物的獨家進出口權而遊說政府，而封閉的公會則控制著國內市場的產品流動和就業崗位變化。
因此，斯密提出：普通人被迫接受次等品的價格飆漲，用來養家餬口的工作也完全聽憑老闆們的安排。斯密認為，這是對自由的深深侮辱，也為各國增加公共財富的能力增添了致命的約束。
然而重商主義對商界精英極為有利，因此他們拼盡全力想要保護它。在對老闆們進行分析時，斯密毫不留情地稱他們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公共利益。他在《國富論》中寫道：“同行老闆之間很少聚會，但即使只是娛樂或者消遣性的幾次聚會，最終的話題不是密謀對抗公眾，就是抬高價格的伎倆。”
數個世紀以來，商人們為保護自己不公平競爭優勢的有利地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發明並推廣了“貿易收支”理論 (the balance of trade)，還成功為該理論披上了時代共識性智慧的外衣。貿易收支理論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國家的財富規模由它所持有的黃金數量決定。
據此，商人們宣傳國家只有盡可能多出口、盡可能少進口才能實現富強，才能維持“有利”貿易順差地位。接著，商人們將自己描繪成公眾的僕人：經營國家在背後提供支持的壟斷業務，限制商品流入的同時最大程度實現商品輸出，從而為國家積累更多黃金。
斯密在《國富論》中用冗長的文字對此進行了分析，最終得出結論 — 這完全是胡扯。相反，我們需要的是開放的貿易市場，只有這樣生產力才能普遍成長，有利於所有人的公共財富，規模才會不斷擴大。
斯密覺得商人帶來的危害遠不止如此。在他看來，商人正是哲學家、歷史學家大衛·休謨 (David Hume，與斯密私交深厚) 所謂“貿易的猜忌” (jealousy of trade) 的根源。
商業本應成為加強各國“聯盟與友誼”的連結和橋樑。但在貿易猜忌現象的影響下，商業行為演化成了戰爭工具。在極端愛國主義情緒的驅使下，商人們在社會上挑起極具侵略性的國家主義怒火，讓民眾無視這樣一個事實：他們真正的利益基礎是與周邊各國家建立和平友好的貿易關係。
商人們的陰謀危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和平與穩定。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佔領外國市場，他們煽動政治家發動戰爭。畢竟，在軍隊支持下，私人壟斷遠比在公開市場上，憑藉降低價格和提升質量與對手競爭要容易得多。商人們不斷用這樣的手段施展陰謀詭計，掌控國家的權力。他們用政治力量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服務，將社會大眾玩弄於鼓掌之中。
《華爾街之狼》劇照。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斯密最著名的觀點便是用“看不見的手”管理不協調的市場配置。的確，“看不見的手”精準地反映了他對商界精英們的猛烈抨擊。斯密對政治家干預基本市場的企圖有所懷疑。在他眼中，政治家們不過是抱有奢望：市場本可以憑藉自身力量完成資源配置，但政治家們卻試圖靠國家干預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
但在《國富論》中提出“看不見的手”的段落中，斯密想討論的不僅僅是一般而言的國家干預。他更想要為讀者分析的是在商界精英為了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進而在損害公眾利益的前提下，操縱政客們實行針對經濟的國家干預。
為了保護私人資本家的利益，人們在反對國家干預和支持不受監管市場時，常常引用斯密最著名的觀點作為論據。這真是歷史對我們莫大的嘲諷。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是為了對商人群體加以限制，而如今人們對這個比喻的理解和使用與斯密最初的本意大相逕庭。
《國富論》中寫道：“雖然每個人都傾向於只為自己著想，但和很多其他情況中的人們一樣，每個人也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了社會利益的提升。而提升社會公益原本並不在人們的計劃範圍之中。”正因如此，斯密才堅稱市場能以令人側目的效率實現運轉。他藉此呼籲將個體從商人們用壟斷制度打造、國家力量維持的枷鎖中解脫出來。“看不見的手”的本意不是讓人們關注國家干預經濟的問題，而是讓人們關注國家力量被商人操控的社會現象。
不過，斯密對商人們操控歐洲政治家，所使用手段的看法卻異常悲觀。在他看來，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讓政客們擺脫商界精英的控制。因此他為自己提出的首選替代方案 — 一個能將所積累財富分配給所有社會成員的自由市場 — 貼上了“烏托邦”的標籤。換言之，他認為這種自由市場永遠不會出現。
一定程度上而言，歷史證明斯密想錯了：如今，我們便生活在市場相對自由的時代。然而沒有人能否認商人們陰謀的存在，也沒有人能否認國家權力和大公司的結合。商界與政界聯手合作，定義了我們所處時代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現實特徵。
無論如何，我們在雷根提倡的對創業資本家型英雄的讚美與崇拜中，已經很難見到斯密對商人的敵意。雷根只是希望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我們能更好享受經濟成長帶來的收益。相反斯密的分析證明，如果想讓“看不見的手”發揮它看有點自相矛盾但實際上合乎邏輯的作用，經濟健康發展的自由社會就必須要對商界精英加以限制。
這是否說明，斯密其實是左翼政治觀點的早期支持者？當然不是。實際上，這是一個錯得離譜的結論。事實的真相比這更為複雜，也更為有趣。
為了秘密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商人們選擇犧牲社會公眾的利益。雖然斯密對此極為不滿，但他卻從不認為政治家能成功取代商人，進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必要橋樑的角色。
誠然，當商人們獲得君主一般的統治權時 (比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獲得的權限)，社會經濟將面臨災難性的結局。在“暴政”和“災難”的作用下，印度大地上遍佈“慾望、饑荒和死亡”。這一切都是“壓迫性政權” — 它建立在武力和不公的基礎之上 — 所帶來的結果。斯密表示，任何情況下都絶對不能讓商人掌管政壇。商人的壟斷陰謀將對所有國家造成“毀滅性打擊，並給各國政府招致災禍”。
東印度大樓。圖片版權：Wikipedia。
即便如此，讓政客在商場橫行也會釀成同樣的悲劇：政治家是糟糕的商人，他們不應該有任何想要控制經濟事務運作的企圖。斯密表示，真切渴望改善國家現狀的政壇領袖們雖然經常嘗試，但“幾乎從未在常規的商貿領域取得任何成功”。鑒於此，接管商業活動的政客必然會面臨結構性困境。
斯密認為，個體自發從事自由貿易構成的總體系統並不能很好的配置社會資源，但試圖干預經濟的政治家在配置資源方面做出的判斷更加糟糕。因此，我們經常能在經濟活動中看到政治家們犯下的愚蠢錯誤：試圖用各種形式的集中化命令取代買家和賣家構成的巨大商業網路。可是，政治家們試圖接管的商業網路體系，恰好也包括了商界精英們為尋求利益而構建的貿易網。
在斯密的最終結論裡，商人雖有可能對經濟和社會造成危害，但卻是卻是完完全全必要的存在 — 他們是大規模經濟活動正常運行構成的因素。真正的“政治家和立法者的科學”便包括決定如何在管理商人們的邪惡舉動時，做出最好的決定。優秀的政治家應該允許商界精英自由發展合法商業活動，也應該在商界精英將合法商業活動，變成剝削工具時施加必要的管控。
只有在兩種情況之間實現平衡，政治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換言之，新自由主義者將“企業家”看作是促進經濟繁榮發展的“財富創造者”，但斯密並不要求我們對“企業家”存有信任感。相反，斯密認為給“企業家”完全自由發揮的空間無異於讓狐狸掌管雞窩。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斯密在如何實現商業自由和警惕的政治管理平衡問題上，並沒有給出任何深思熟慮的建議。相反，他堅信商業社會的完美運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斯密表示，政治家普遍有“體系狂熱症” (spirit of system)，喜歡抽象深奧的規劃，也希望自己的規劃能帶來徹底而有益的改革。政治家的改革方案往往具有極其宏偉高尚的動機：真切地渴望推動社會進步發展。但是，“體系狂熱症”容易讓個體陷入盲目狀態，使其無法看清現實世界變化的殘酷複雜性。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用最能讓人感慨的文字寫道：
“掌權者似乎認為，他能夠像用手擺佈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輕而易舉地擺佈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並沒有考慮到兩個問題：棋盤上的棋子除了受到手擺佈時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別的行動原則；但是，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又都有自己的行動原則 — 完全不同於立法機關，可能選用來指導社會的那種行動原則。
如果這兩種原則目標一致、行動方向相同，人類社會這盤棋就可以順利和諧地走下去，並且很可能出現歡樂成功的結局。如果這兩種原則彼此抵觸或不一致，這盤棋就會下得很辛苦，而人類社會必然時刻處在高度的混亂之中。”
我們很容易誤解斯密在上述文字中表達的觀點。他似乎是支持現代右翼政治勢力，提出的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計劃。但實際上，斯密的想法要比這奧妙得多。
斯密想借助《道德情操論》表達的真正的觀點是：政治領域內任何預先的規劃 — 尤其是假設數百萬民眾組成的社會將不假思索，遵循政府指令的規劃 — 都有潛在危險。這是因為“體系狂熱症”讓政治家們內心出現救世主一般的確定和自信。他們深深地相信，自己的改革是社會必需，也堅定地認為只要計劃能夠實現，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1981 年，柴契爾夫人內閣於白宮會見雷根內閣。圖片版權：Wikipedia。
如果政治規劃的起點就是錯誤的，政治家很容易陷入對規劃實際不良影響的泥潭之中。這一點在“棋盤上棋子”反抗、推翻或者採用手段挫敗的政治家規劃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是因為“體系狂熱症”讓政治家心中產生了類似於“不打碎雞蛋就做不出煎蛋捲”的心態。換言之，為了高於一切宏偉願景，政治家願意犧牲給自己規劃方案，帶來麻煩的反抗者和旁觀者。
斯密提醒我們，不要制定這樣的抽象的經濟計劃。根據他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對政府掌管國家工業基礎的戰略佈局心存懷疑：這類戰略蠻橫、專制，自以為政治家們瞭解良好的社會公民在未來五年內的需求，因此試圖消除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而依靠政府實現資源分配。
同樣，如果政府推出迅速對產業完成私有化改革的計劃方案時，我們也應該對其保持高度懷疑：私有化將導致數百萬民眾失業，進而對他們所處的社群造成破壞性影響。換言之，雖然柴契爾夫人推行改革時肯定沒有意識到，但她在上世紀 80 年代，對英國經濟進行的猛烈調整就是“體系狂熱症”帶來的產物，與前蘇聯制定的自上而下的工業戰略別無二致。
斯密的觀點超越了黨派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界限，既適用於左翼派的政策，又適用於右翼派的戰略。其實，斯密觀點核心是指出所有類型的政治家都容易出現的一種病態的心態。如果不對“體系狂熱症”有所限制，它不僅能帶來各種破壞和低效率，更能釀成種種慘劇與災難。
屆時，被政府經濟規劃不良後果，害的公民將被迫屈服於強權的冷漠之下，不得不獨自嚥下苦果。不過，斯密也呼籲我們承認，現實世界的政治永遠比，任何提前規劃好的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要複雜得多。政治家需要謹慎小心的判斷和成熟的道德觀，而這是任何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派別都無法單獨決定的東西。
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讓人充滿憂慮的時代，很難相信政治家們能做出，斯密設想中的那種謹慎負責的政治判斷。西方政壇中有誰能夠符合斯密提出的標準？更多時候，我們看到政治新人帶著自己替代性的抽象計劃出現在政治舞台上，不顧一切引誘的選民投出手中的選票。此後，他們便試圖強制推行自己的強力改革方案，根本不管棋盤上的棋子想要什麼。
不管改革方案出自左翼還是右翼團體，最終帶來的結局都差不太多。西方經濟持續在泥沼中苦苦掙扎，而政治家們也越來越極端。這可能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如果真的發生了不好的事情，我們絶不應該對斯密加以指責。相反，我們要記住他曾經試圖警告我們危險將至。
是時候更加仔細認真地，聽聽真實的亞當·斯密究竟想要告訴我們什麼了！
《好奇心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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