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全球經濟動盪中作用的真相

英國退出歐盟、歐洲因為移民危機而形成的緊張局勢，以及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各種辭令都只是蔓延全球的反全球化進程最近的幾個引爆點。許多人怪罪中國，認為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導致了工業衰退、通貨緊縮等一系列經濟病症。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唐納·川普（Donald Trump）都指責中國的出口損害了美國的就業。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特別譴責中國通過故意操控貨幣來推動出口，並承諾以牙還牙，向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施加高達45%的抵消性關稅。他和其他批評家還認為中國正在通過低價補貼出口將通貨緊縮之火引向全世界。

在全球經濟疲軟時期，每個國家的公民可能都會覺得自己更加脆弱，特別是當面臨的外部力量超出了他們的控制能力。但是，沃頓商學院的專家認為，一些說中國傷害了其他經濟體的論點已經過時了，並提出了更加實際的看法，。“川普應該高興中國正在‘操控’人民幣”，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趙敏淵（音譯）說道，“否則，如果按照市場的力量，人民幣的不穩定性和價值下跌程度可能比現在還要高。”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研究部門副主任斯科特·甘迺迪（Scott Kennedy）同意這一看法，“川普對人民幣的看法至少落後5到10年，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人民幣現在的價值被低估了。”

中國經濟放緩帶來的通貨緊縮壓力和產能過剩可能更應該算作一個威脅。從中國鋼鐵和紡織等產能過剩行業出口的產品正在壓低這些產品的價格，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造成威脅，專家說道。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部分影響僅限於特定領域，並沒有對整個經濟體中的物價產生廣泛影響，而且受到影響的基本只是那些直接參與這些行業競爭的國家。“並沒有十足的證據表明中國的出口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宏觀影響，從整體上拉低了價格，”甘迺迪說道。而且相反的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常駐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認為，“全球通貨緊縮最大的原因是廉價的石油。”很多專家認為廉價石油現象的產生是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過度生產和美國的葉岩氣革命，而不是中國的需求放緩。

就目前而言，中國自身經濟所承受的壓力更能準確地解釋人民幣的走勢和通貨緊縮的壓力，用不著故意讓它的鄰居受窮，沃頓商學院專家說道。中國自身也處於通貨緊縮之中，是因為全球經濟放緩使全球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銳減，從而導致中國國內經濟下滑。自2010年起，中國的出口成長率一路下滑，今年有幾個月更是跌至零點或零點以下，賓州匹茲堡PNC金融服務集團資深國際經濟學家威廉姆·亞當斯（William Adams）說道。國內和全球需求的下降反過來導致工業價格下跌和產能過剩。但是關閉垮掉的工廠又會造成大面積失業和動盪蔓延。“這更像是一個中國的問題，而非全球問題，”史劍道說道。

這造成的結果就是，儘管習近平主席想要降低產能過剩，但是一些政府資助的銀行卻在通過債務展期的方式讓許多搖搖欲墜的企業仍舊苟延殘喘，為經濟危機的產生製造可能性，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榮譽教授馬歇爾·梅耶（Marshall Meyer）說道，“中國經濟值得擔憂的地方很多，特別是債務水準，如果銀行業或金融體系崩潰的話，情況會變得更加難以預測，特別是因為銀行業關係到居民儲蓄以及膨脹的房地產市場，”鑒於這些潛在的危險，“穩定的重要性壓倒一切”，這就解釋了中國的人民幣政策和通貨緊縮的可能性，趙敏淵教授說道。 

人民幣動態體系：估值過高

不可思議的是，即使存在這麼多的批判之聲，今天人民幣的價值還是被高估了，從而對中國的出口造成損害。“中國正在反對著這些批評聲音，”史劍道說道，“如今中國正在干預信貸市場，人為抬高人民幣的價值。如果他們不干預的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就會下降，就會在全世界產生更多的通貨緊縮壓力。”PNC集團的亞當斯認同這一說法，“中國的出口行業疲軟，經濟面臨通貨緊縮，情況無疑比其他國家都要糟糕，越是以市場決定匯率，就意味著人民幣兌美元的能力愈加軟弱。”在2016年五月份的世界貨幣報告中，一貫宣導反對人民幣貶值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現沒有出現匯率失準的情況。

為什麼中國要阻止其貨幣價值進一步下跌？自2013年開始，經歷了將近十年隨著中國經濟走強，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期後，中國開始允許其貨幣貶值從而更好地與市場實情保持一致。這一舉措反映了中國國內經濟下滑的局面，國內工資開始上漲，貿易優勢開始下滑。與此同時，美元兌其他漂浮不定的貨幣的價值飆升了20%。

但是貶值的道路並非一帆風順。在2015年8月，人民幣出現了自1994年來最大的一次一日大跳水，當時國際市場把人民幣的這次貶值看作國際貨幣戰爭中的一次突襲。但是這次貶值也是為了讓市場在決定匯率方面有更大的發言權，從而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它納入特別提款權儲備貨幣的貨幣籃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5年9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中。

人民幣貶值也引發了大量資本外流，這些外流的資本開始榨幹中國的外匯儲備，速度之快很可能就會輕易失去控制。在201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3萬億美元，而2014年這一數字是3.8萬億美元。“如果人們認為匯率會下降，他們就會把錢轉移出去，然後匯率就會像自我實現的預言那樣下降，”梅耶說道，“因為人民幣升值和更高的利率而流入中國的熱錢現在又要流出了。”

自此之後，市場動盪繼續折騰著中國的經濟政策制定者。一月份出臺的資料顯示中國國內生產行業連續第五個月放緩，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指數一下子狂跌6.9%，在全世界引發了一場市場暴跌。人民幣在一月份的外匯市場也極為動盪。

由於市場決定匯率而導致的市場動盪和資本外流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變得更加謹慎，他們現在似乎正在追求走一條控制性更強的金融市場自由化道路，專家說道。趙敏淵認為，“人民幣匯率之所以能夠保持在今天這樣一個水準，都歸因於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相信穩定符合中國和全世界的最佳利益。因為貨幣貶值可能會造成恐慌、資本外流和進一步的貶值，所以中國政府要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穩定性。”

與此同時，史劍道說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美國的失業狀況從來沒有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就在1994年中國降低人民幣價值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是6.5%，而在人民幣貶值之後，美國的失業率不升反降，下降至4%以下。在2005年6月，就在人民幣開始穩步升值之前，美國的失業率是5.6%，然後在2014年由於美國和全球金融危機上升至7%，並沒有因為人民幣升值而下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不管是上升、下降，還是偏移，美國的就業情況幾乎全在於美國做了什麼，而不是中國做了什麼，” 史劍道寫道。 

通貨緊縮：一個更大的幽靈

專家表示，對比而言，中國經濟下滑和隨之而來的工業產能過剩更有可能削弱世界經濟，而非它的匯率。例如中國生產的鋼鐵占世界一半。史劍道認為，“因為鋼鐵在全世界進行交易，它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帶來通貨緊縮壓力，因此也得到了最多的關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OECD）表明全球33%的產能過剩集中在鋼鐵行業。沃頓商學院梅耶教授指出，鋼鐵價格已經從2008年的1100美元一噸跌至今天的350到400美元。在一月份，中國承諾裁掉180萬煤炭和鋼鐵工人。

但是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廣泛的影響了，只會局限在那些直接參與競爭的國家，例如造船行業的韓國和日本，紡織行業的越南和孟加拉，史劍道說道。美國並沒有像這些國家一樣受到影響，他指出，“雖然可能有通貨緊縮的壓力，但美國不必擔心，因為我們發現它並不是負面壓力，”在服裝和消費電子產品領域我們正好可以享受這種較低的價格。但是CSIS的甘迺迪表示，“隨著中國的比較競爭優勢越來越與一些工業化國家重合，這種對通貨緊縮的擔憂將會變得越來越嚴肅，中國可以像生產鋼鐵一樣生產半導體產品。目前僅在特定行業中出現的問題可能會演變成更大的問題。”

如果中國希望避免大規模的企業關閉、失業和社會不穩定狀況，那麼中國的工業產能過剩將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緩解，專家說道。“這種影響需要一個緩慢的週期才能消解，”亞當斯說道，“近期全球需求沒有足夠的上升空間來在消化掉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過剩的產能。”但是中國在工業生產能力方面的投資似乎正在下降，他指出，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中國東北部的工業投資在2016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31%。史劍道表示，“產能過剩的確反映的是中國的勞力問題，中國的勞動人口正在變老變少。如果中國希望以一種有序的方式結束產能過剩，它將會隨著人口變化的速度而發生，這可能需要數年或數十年來實現。”

與此同時，有序校正產能過剩的代價是企業的債務高築，因為那些瀕臨倒閉的公司不斷得到更多資金得以存活，投資的資金最終都用來支撐那些虧錢的企業，而不是建立更多可以獨立發展的企業、推動中國向以消費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過渡，減少對重工業和出口的依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支援削減過剩的產能和企業債務，但是卻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政治阻力，梅耶說道：“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習近平不會想要在全球通貨緊縮方面進行惡性競爭，它帶來的經濟影響相當於核戰爭，每個人都會很痛苦。但是就我多年觀察，習近平面臨的內部阻力比其他方面都多。”此外，地方上的政治領導也在不斷鬥爭，希望他們的工廠可以繼續運營，人們都能保住工作。

因此，如果中國發現它處於絕境中的時候，它可能就會採取一種“魚死網破”的方法，將它的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向全球出口，梅耶說道。“這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可不好過，但我不確定這是否會是一個有目的的或故意為之的策略。”梅耶表示，中國的第一選擇是削減產能，第二選擇是將產能出口至新市場，例如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將產能輸送到中亞，第三選擇是在海外設立企業運營機構，然後從中國購買輸入產品，最後一種選擇是大規模輸出過剩的產能。“這就相當於你現在有一個準備好引爆的債務炸彈……但問題是，‘是中國的債務炸彈，還是其他國家的各個行業率先崩潰？” 

貿易戰爭？

但是，向中國挑起貿易戰爭並不是最明智的選擇，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和勞德研究院主任莫瑞·吉蘭（Mauro Guillen）說道，“在中美兩個最大的貿易國家之間挑起貿易戰爭不合情理，尤其是適逢全球經濟中已經出現太多的緊張和摩擦，最終的結果將不利於全球經濟。”他指出，只有三個大經濟體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出現順差，日本、韓國和臺灣，因為中國需要從它們那裡購買輸入產品來製造它的出口產品。“如果你傷害了中國，你就傷害了日本、韓國和臺灣，從美國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都不合情理，”他說道。

但諷刺的是，受到兩位總統候選人冷嘲熱諷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卻是美國制衡中國出口最好的武器，梅耶說道。“總統候選人認為，如果我們加入這項貿易協定，我們國家將會失去一些工作崗位……但是我們應該這樣想，如果我們不跟這些TPP國家做貿易的話，中國就會跟他們做貿易。”

總而言之，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都必須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否則將會招致更大的災難。“當今的世界經濟是一體的，如果你傷害了一個國家，那你就傷害了所有國家，” 吉蘭說道。

《K@W》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