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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經BP社報導】1992年9月發生了可謂貨幣史上最大的事件—英鎊危機。以民間投資者的身份掌管著世界最大對沖基金的喬治·索羅斯，通過大量拋售英鎊，擊垮了忙著以收購作防禦的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
當時，歐洲為實現統一貨幣—歐元，已實行了特別措施（歐洲匯率機制，ERM）。ERM稱得上是溫和的固定匯率制，因此索羅斯認為英鎊超過了其應有的實力，而瘋狂予以打壓。
落敗的英國退出了ERM，很快轉換為了浮動匯率制。聯想到這一市場戰勝政府的著名事件，是因為筆者最近在思考從年初就開始持續攪動世界經濟的中國及其貨幣—人民幣的現狀。
開始向市場靠攏的中國的外匯監管部門
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從2015/8/11衝擊開始，人民幣不斷貶值，
“以現在的規模，中國政府如果繼續干預匯率，再過大約三四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有可能減少到1兆美元。屆時，人民幣發生像當初英鎊那樣的危機也不奇怪。”
日本瑞穗銀行首席市場經濟學家唐鐮大輔做出了如此“勁爆”的預言。中國沒有像日本和美國那樣實行由市場決定匯率的自由浮動匯率制，而是由外匯監管部門在每個工作日的上午9點多發佈中間價，匯率只在中間價附近的一定範圍內浮動的管理浮動匯率制。
其目的是將浮動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縮小市場的劇烈變化對經濟造成的影響。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等外匯干預使用的是政府保有的外匯儲備。
從人民幣的這種舉動可以看出，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停滯在性質上與過去是不同的。
8/11衝擊是指，2015年8月11日中國突然改變了匯率管理方法。此前，中國是視市場實際交易的匯率情況“另行”決定中間價。但在這一天，中國宣佈將“參考前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市場匯率）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來決定中間價。雖然只在一定範圍內浮動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保持不變，但中間價的決定遵循了市場的實際情況。從那天起，中國連續3天下調中間價，人民幣匯率隨之大幅下跌。
一向“我行我素”的中國之所以開始向市場靠攏，理由有兩個。一個是外資資本的流失。“投資中國股市和各類資產的（投機）熱錢，以及對實物資產的投資等撤回了母國”（富士通總研首席研究員柯隆）。
資本流失的背後，或許是對於經濟增速放慢的警惕，以及對股票、外匯等各類市場中存在的計劃經濟體制的不滿吧。
利用人工成本低廉的優勢，主打人海戰術的纖維等輕工業，隨著工資上漲和人民幣升值而失去了競爭力，部分工廠開始遷往越南和柬埔寨等國家。另一方面，鋼鐵、造船、汽車等主要產業面臨的設備、債務和投資過剩這“三個過剩”再次受到詬病。已有觀點指出：“過剩”的中心是國有企業以及國有企業與外資的合資企業，只要在社會主義政府之下，就無法解決過剩問題。
三個過剩的本質是國有企業的危機
國有企業問題也是中國經濟矛盾的縮影。以製造業來說，鋼鐵、平板玻璃、水泥、有色金屬、造船、煤炭、鋁等是國有企業的支柱。產量已經達到世界第一的汽車業，其核心也是與豐田、日產、美國三巨頭和德國福斯等外資的合資企業。
有觀點認為，這些由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國有銀行三者導致的“過剩”一直在增加。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過剩融資，地方政府則以公共工程等創造就業機會。甚至對於業績不佳的企業，也提供貸款、減稅等方式延長其壽命。這導致了殭屍企業的增加。
生產也是一樣。日生基礎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三尾幸吉郎表示，“中國約佔世界GDP的13％（2013年），但單獨拿出製造業來看，比例達到了23.2％”。二者之差意味著製造業有可能出現了產能過剩。鋼鐵產量過剩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受到了“低價出口導致通貨緊縮向全世界擴大”等嚴厲指責。
但更嚴重的問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自身缺乏改革的能力。削減“過剩”產能有可能降低就業率，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政策本來就可能會失敗”（三尾），所以改革沒有做到全力以赴。
匯率部門向市場靠攏的第二個理由，被認為是操縱人民幣貶值。人民幣貶值當然意味著美元升值，與日元升值的意義相同。要想挽回因為人工成本上漲等原因而失去的製造業競爭力，這是最簡單的方法。從8.11衝擊之後逐漸加劇的人民幣貶值之中，可以看出這種用意。
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爆發的“過剩”問題，還有另一個深層原因，那就是“掀起技術革新、提高生產效率的創新能力不足”（柯隆）。中國可能遇到了新興市場國家在依靠低廉的人工和投資成本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障礙，即“中等收入陷阱”。
市場開始對中國感受到擔憂，這種擔憂與2008年秋爆發雷曼危機時的外在因素，以及週期性經濟衰退都有所不同。（記者：田村賢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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