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
一、即使不說話，Julia 也是最引人矚目的一位。
五位演講者在講台上呈弧形而坐，正在討論“如何講述故事”。演講廳大約是標準泳池大小，如果站在最後一排，台上每位的面孔都遙遠而模糊。不過，每當麥克傳到發言者手中時，投影會在講台臨時拉開的螢幕上打出他/她的巨大形象，臉上的每一個微笑與不屑都很清楚。
Julia 穿了一雙紅色長襪，像是剛剛從昨晚的酒吧的夜舞裡，直接衝到了會場。何況，她還一直佔據著麥克風，語速快、聲調高、句子間沒有過渡，兩片紅艷、豐滿的嘴唇一直上下動個不停。“對，我就是一件產品”，她冒出的這一句話給全場帶來驚詫和歡呼。其他的三男一女，光頭的投資家，黑毛衣的Geek，帶著點靦腆的英國線上電視的主持人，還有Facebook 創辦人的姐姐ZUKER BERG，像是陪襯品。
Julia 必定喜歡這感覺。在會場上分發的演講者的厚厚的小冊子裡，她的照片與簡介最容易被記住。一個穿著吊帶褲的年輕姑娘，那件胸前印著WIRED 標誌的白色T卹緊緊裹在肉感的身體上，左手扶在架在鼻樑上的CLARK KENT 式黑框眼鏡上，眼神傾斜卻直勾勾的射向你，噘起的厚厚嘴唇上的口紅濃得要滴下來。
朱莉亞．安利森，”城中最著名的年輕記者”，右頁的個人簡介引用了《紐約》雜誌對她的評論，接著是《紐約觀察家》更眩目的註解——”像是穿梭於帕瑞斯．希爾頓和愛因．蘭德之間”。
這是個詭異的結合，一位這個年代流言不斷的模特，另一位則是半個世紀前的女性哲學家，唯一相通的是兩人都是各自時代的風潮的代表者，都是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都聲名赫赫。不過，在愛因．蘭德的年代，除去個人姿態感，她更需要通過自己的哲學、寫作、演說，獲得名聲與影響力，而帕瑞斯．希爾頓，就像大多數人感覺到的， “僅僅因為著名而著名”。
關於朱莉亞的個人介紹的短短一頁篇幅裡，是各式各樣媒體的名字。她是Time Out 的專欄作家，她的形象則出現在從新聞頻道CNN 到男性雜誌MAXIM，這廣闊的媒體頻譜上。最讓她引以驕傲的是，去年以她為封面人物的 8 月號《連線》WIRED 雜誌，是這本雜誌歷史上最暢銷的一期。
它也引起了廣泛性的爭議，創刊於 1993 年的WIRED 以報導技術變革的姿態出現，是過去 15 年中英語世界最能把握住時代風尚的媒體，而在這 15 年中，只有 6 位女性登上過封面，她們要么是就是曾經的企業英雄瑪莎．斯圖沃特，要么就是電影明星烏瑪・瑟曼，而沒人說得清楚朱莉亞．安利森到底有什麼成就，為什麼出名。
“ Internet Famous ”，那期《連線》以此為題。朱莉亞的形象，被處理成銀灰色雕塑，像是來自另一個外太空的新物種。文章講述了這名 27 歲的紐約姑娘，“不會表演，不會歌唱，不富有”，卻如何依賴一步步精心的自我宣傳方式，來獲得廣泛的關注，成為了“ internet celebrity ”。在《連線》的編輯們看來，這或許代表了一個新社會形態的到來。
Blog、Twitter、web 2.0 、digital camera，這些新通訊工具賦予每個人強大的能力，可以藉助這即時、無限複製的方式，而將影響力迅速擴充。而這技術也正締造出一個新社區，其中有著自己的評判標誌，他們也形成了自己的倫理標誌，喜歡談論的是“我，我，我”。
在慕尼黑舉辦的Digital-Life-Design 論壇已到了第五年，是全球技術文化支持者們的盛會。我偶然間混入其中，像是在另一個空間裡進行了一場短途旅行。
二、
大約十年前，我是個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為北京一家網路公司工作。
那時，互聯網是個時髦、興奮而又令人困惑的產業。預言家們將之作比為蒸汽機、火車，是必將改變人類歷史的發明。它會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會改變政治結構，會催生新的文化。
一種最為流行的看法是，互聯網的分散化、多節點、互動性，將摧毀工業時代的權威、僵化、單向接受性，帶來一個更自由、平等、豐富、活躍的時代。
除去這些概念化、口號化的讚歌，更實際的衝擊也出現了。這場源自美國西海岸的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年輕的億萬富翁，他們獲取成功的速度令人瞠目結舌，昔日需要幾十年完成的金錢與名聲的累積，幾年中就達到了。看看當時的金字招牌馬克．安德森， 25 歲，在Netscape 上市的當天，成為了億萬富翁。
而這股浪潮因為那些從美國歸來的中國留學生，而來到了中國。對於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中國社會來說，他們是一股清新、銳利而招搖的力量。這是一個資訊匱乏的社會，一個等級嚴格、過分尊重年齡的社會，一個對財富、成功充滿生理式飢渴的社會，也是一個自我價值丟失、一切都從外邊舶來的社會。
而這些青年人帶著美國的資金、技術、理念而歸，宣稱寬頻會讓知識與資訊像自來水龍頭的水一樣不斷流出，談話裡使用的是VC、IPO、Page view 這類像剛印製的鈔票一樣嶄新的詞彙，閱讀的是《連線》、《快公司》這樣的雜誌，推崇的是一種人人都可以把腳放在桌子上的平等的公司文化。
很快的，這些人扮演了一種連自己都沒意識到的啟蒙者角色。八十年前的一代人通過引進約翰．杜威、伯特蘭．羅素、喬治．肖伯納，談論社會主義、文學革命來為中國引入新的思想；而他們引進了彼得．德魯克、邁克．波特，用管理學和技術術語來撬動中國的變化。
十年裡，網路的泡沫吹大、破滅、又再興起，資本撤走又到來，一批中國式的年輕億萬富翁也到來，各種新概念也繼續興起。在這個產業內，時間變成了最速朽的東西， 14 年前如日中天的馬克．安德森，如今像是馬克．吐溫年代的人物了，比起Facebook，連Google 都顯得年華老去了。
和十年前一樣，中國仍是一個摹仿的國家，跟隨著美國的變化亦步亦趨，彼岸有了Youtube，此岸就有了Tudou，Facebook 誕生於哈佛校園，北京就有了xiaonei 網。但是，再沒什麼人談論資訊技術的文化與社會意義。瀛海威公司當年矗立在白頤路上的廣告牌——“離資訊高速公路公路還有多遠”，像是關於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的笑談。
或許再沒有激動人心的口號，但真實的變化卻迅速地發生了。 1996 年，我第一次撥號上網，耐心地等待著《花花公子》網頁的出現； 1999 年，我參與了一家dotcom 公司的建設，非常詫異地發現那麼多人竟然喜歡在BBS 上留言； 2000 年，我第一次使用Google 搜尋； 2001 年，我開始習慣在Sina 上閱讀新聞； 2003 年前後，我意識到新浪正在獲得比電視台與報紙更大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伴隨著上網人數的增加而繼續提升。 1997 年，中國大約有 62 萬名上網用戶， 2003 年 7 月時這個數字增加到 6800 萬，而今天，它則超過了 2 億。
手機、即時通訊、iPod，使得網路變得更立體、強大、富有娛樂性。對於城市青年來說，網路就像是空氣與水一樣，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偏遠的小鎮，網吧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娛樂中心，我記得一年春節路過長江三峽的巴東縣時，整個縣城空空蕩盪，找不到一家營業的餐廳，但是網吧裡卻擠滿了稚氣的面孔。 2 塊錢一小時， 15 塊錢一整夜，你可以在這裡聊天、打遊戲、看韓劇，那個十五寸的螢幕，通往了一個更豐富的世界嗎？還是這光禿禿的縣城，實在是太匱乏了。
當如此龐大的人口習慣在網路世界獲得資訊、購物、調情、交友、遊戲、表達主張時，這個國家會變成怎樣的新面貌？它變得更自由、開放與豐富了，還是滑向了另一個方向？
身經那個匱乏、封閉的年代的人，會欣喜於資訊渠道的多元化，你不再僅僅依靠幾份報紙、雜誌和中央電視台來了解世界和自己的國家，資訊的壟斷也越來越困難了，一個不知名鄉村的一起案件也可能引起全國性的關注；網路給很多人提供了長期飢渴的社區感，家庭的紐帶、單位的人際關係已經越來越弱化，但很多人在豆瓣網上對一本書的探討，汽車論壇上對一款車的鍾愛，發現了共鳴，分散的人群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你甚至可以體驗到公共輿論的力量，不知名的普通人藉由網路達成共識，並將虛擬的力量轉化成實際的行動，他們走上街頭，終止高污染的化工項目，與強大的地產商討價還價。
但是在互聯網世界，每有一個廈門那樣的事件，就會有一個芙蓉姐姐式人物出現——她是我們的Julia 嗎？我們似乎剛剛看到了藉由網路生成的公共輿論的進步力量，又同時看到這種力量變得不可節制、低俗化。
一種趨向已經展現出來：一方面在網路上聚集的輿論力量沒有轉化成真正的社會進步，它經常是即興表演式的，是圍繞著媒體像徵的短暫炫耀，參與者迅速在喧鬧獲得滿足，沒有興趣關注其持續性變化，即興式的介入，不足以塑造真正的社會運動，它是碎片化、單一化的；
另一方面，人們放縱自己的情緒，使得公共空間迅速私人化，一場私人爭吵、一種個人情緒，有可能迅速佔領整個網路空間，人們加入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群體遊戲，這個世界迅速地低俗化，越來越淺薄。
沒人再抱怨資訊太少了，而是經常被淹沒到資訊的煙塵中，並倍感焦慮。我們覺得自己的注意力、感受力，都被切成了彼此不相關的一小段，能夠被把握住的僅僅是瞬間的感官快樂。
三、
我帶著濃重的懷疑論來參加DLD 的會議。清晨，我沿貝爾街穿過卡爾廣場，掃冰車正在修復露天冰場。接著是紐豪斯大街了，這個超過七百年曆史的城市的主要商業街。店鋪尚未開張，櫥窗裡的衣服、玩具，貼滿了打折標籤，不知是經濟危機已經到來，還是傳統的打折季節。路人們裹進深色的大衣裡，匆匆而過，臉上毫無表情，正如這冷峻的天氣。
聖母大教堂並列的洋蔥頭式的銅製拱頂，也能看到了，剛才，它們一直被籠罩在濃重的霧氣中，彷彿宏偉的教堂的確是通向天國。紅色磚牆、綠色的拱頂、筆直的線條，是 15 世紀的後哥特時代的遺跡。它是這城市的最高建築，在內城，不管商業大廈多麼具有雄心，也不允許超過這個高度——一百米。三天裡，它一直是我的路標。
這座城市有很多故事，它曾是僧侶的城市，是啤酒和烤豬肘子的城市，也曾是悲觀的預言家和不滿的野心家的城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這裡寫下了《西方的沒落》吧，正好是九十年前。經過世界大戰折磨的歐洲在這樣悲觀的預言中，找到了快感異常的共鳴。也是在這座城市裡，落魄卻野心勃勃的二流畫家希特勒奇蹟般地興起。
一旦你進入會場，所有對歷史的感傷與追憶，都消失了。到處是鬧哄哄的談話聲，台上的人在說，走廊裡的人在說，數位相機的按鍵與電腦的鍵盤響個不停。所有人都在談論自己的設想，所有人都在迅速把場中這一刻上傳到他的Blog 上，以和自己朋友網路分享即刻的在場感。
我多少想起了鮑德里亞對美國文化的刻薄評價。“在美國，惟有生產出來的或表現出來的東西才有意義”，他在那本著名的《美國》寫道。在他眼中，歐洲文化是其反面——“而對我們歐洲人來說，惟有可能被思考或被隱藏的東西才有意義”。
倘若，鮑德里亞的判斷準確，那麼慕尼黑的會場一定是美國的主導。最重要的演講嘉賓，和瀰漫在會議中的氣氛，都是美國式的，或者是美國的技術文化式的。人們像Blackberry 那樣交流，從這個交談對像到下一個，從這個會場到另一個，不斷丟失掉耐心。
他們分析與表達的速度都特別快，但是大部分時刻，像是同質資訊的不斷出現。互聯網給予我們一個嶄新的世界，一切變得更公開、更透明，昔日的權威被推翻了，我們和全世界分享知識與情感，並使分散的微薄力量，轉化成新的改變世界的力量……這些陳詞濫調在傑夫·扎維斯身上得到了最佳體現。
他是個清瘦的老人，臉部和身體都窄窄的，落腮白鬍子茬未能增加他的成熟，反而是一種他更要表現自己的青春的充當。在他主持的一場論壇上，他跳上跳下，不斷提到他剛剛出版的一本書《 Google 會做什麼？》
“昔日條條大路通羅馬。現在條條大路通Google ”，他在 40 頁寫下的一句，或許足以概括全書要表達的一切。倘若馬克思用階級鬥爭，熊彼德用企業家精神、格瓦拉用革命來作為切入世界的角度，那麼對傑夫·扎維斯來說，Google 是這個新世界的樞紐。政治、經濟、社會、新聞，甚至個人的身份，都要以此展開重新組織。“如果你不能被搜尋到，你就不會被發現。”他在 40 頁寫下的另一句，似乎為個人身份提供了新的定義。從前，人們需要通過思考來界定自己，而現在則是搜尋。
翻閱這本兩百五十多頁的書，是一次再典型不過的淺閱讀。他用說明書的方式寫作，每段話、每個句子，再沒有任何曖昧的、讓人多思一秒的可能。那麼多口號式的小標題，你只要讀完它們就足夠了。
他也毫不隱晦自己群體性寫作的方法，把內容貼到博客上，然後根據讀者們的回饋不斷的自我修正。總之，寫作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像對待一份產品，是各方協議的產物。
“我聽夠對新技術的歌頌了”，一個高大的男子站起來，“你們記得嗎，希特勒興起的時代，也是新技術所代表的大眾媒體興起的歲月，只不過那時是廣播、雜誌。 ”這句質疑，像是突然闖入的不和諧音。
正是工業革命的高潮，傳統的宗教、社區結構被拆毀了，人們被孤立成一個個原子，公共精神的消亡，個人獨特性的結束，導致了極端主義的廣受歡迎，因為人們能在其中放棄獨立思考，尋找到歸屬感。那個時代，世界也因新的交通、通訊網路與貿易連接在一起，人們也認定自己了解更多的新知識，比前人所知更多、更廣。
但是世界大戰還是爆發了，希特勒的獨裁還是推翻了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政體。這一切都像是對淺薄的樂觀主義的一記重擊，進步並非不可避免，沒有任何東西，不管是意識形態、還是一項技術能夠給人類提供整體方案。我們那自以為是的自信，經常是建立在無知基礎上的。技術經常許諾使個人更強大，但卻經常導致個體的更孤立與弱小。
真可惜，我錯過了周日夜晚Blogger 們在著名的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的聚會。這家緊鄰瑪麗亞廣場的啤酒館，始建於 17 世紀，曾是王公貴族們專用之地，直到 19 世紀才對大眾開放。現在，它已是遊客必到之所，它以巴伐利亞的歡快樂曲，胸脯飽滿的紅裙女招待，啤酒還有豬肘子聞名。
不過，在歷史上它最聞名的一刻來自於 20 世紀 20 年代初，希特勒經常在此發表演說。這些標榜世界主義的Blogger 們或許沒興趣重提這一插曲，技術是面向未來的，它沒興趣回望過去。
四、
Julia 每天都將自己在達沃斯的照片還有短片傳到她的博客上。她在滑雪，她和傑夫．扎維斯在著名的高空酒吧，看得出她神采飛揚，這是互聯網革命的新佐證，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給她這樣的邊緣者提供了躋身於這最上流社會的機會。
這裡到處是著名人士，她要拉著他們一個個的合影，再告訴全世界——“ I got them ”。她因此而著名，並希望繼續著名下去。她創辦的那家網站叫NO SOCIETY ——沒有社會，只有她自己。
五年後，我們還會記住Julia 嗎？這個產業的殘酷之處是，你以多麼快的方式成功，就會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互聯網上眾聲喧嘩，人人都在表達，但所有的聲音又都差不多，它們太容易彼此替代與掩蓋了。
《虎嗅》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113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