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探索是一項複雜、技術要求高且日益昂貴的事業,一直以來它都是大政府的主導領域。但現在越來越多的私人企業也開始進入這一領域並取得成功。在最近的一篇《分水嶺時刻、認知間斷和創業者的進入:以新太空為例 (Watershed Moments, Cognitive Discontinu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Entry: The Case of New Space) 》論文中,華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蘿拉·黃 (Laura Huang) 與阿諾普·梅隆 (Anoop Menon) ,以及來自倫敦商學院的合著者蒂奧娜·祖祖 (Tiona Zuzul) 研究了掀起這場創業活動狂潮的分水嶺時刻。黃和梅隆最近也在“華頓知識線上”節目中探討了他們的研究發現。
以下為編輯後的訪談記錄。
華頓知識線上:你能總結一下你們在這篇論文中的研究主題嗎?
阿諾普·梅隆:我們都是狂熱的航太愛好者。在過去五年中,人們對航太行業產生了很大的熱情。比如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火星移民、太空旅行。但航太行業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難打入的領域。它不僅根深蒂固,難以改變,而且由於資本、技術和法規方面的限制,進入成本非常高。很多人嘗試進入這一領域進行私人太空探索,但都失敗了。可是突然,在過去十年間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變。發生了什麼呢?為什麼會這樣?又是什麼推動了這一轉變?我們能透過研究這一特定案例來瞭解行業演變和企業的參與嗎?這就是我們開始這項研究的初衷。
蘿拉·黃:新的私人企業正在進入這一行業,這是我們感興趣的地方。我非常想研究這些私人企業。阿諾普感興趣的則是它們的認知模式和思維模式,我們的合著者,倫敦商學院的蒂奧娜·祖祖側重的是企業參與這一方面。以前想要進入這一行業太困難了,但在過去十年中我們看到了一些進展。我們希望瞭解為什麼會出現變化,以及這種變化是怎樣發生的。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是怎樣研究的,你們發現了什麼?
黃:我們意識到這是一個行業,而且有許多歷史。我們追溯到了上世紀50年代,甚至更早。從那一時期直到今天,我們共收集了2 萬1 千份文章、會議記錄檔。我們研究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什麼,產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來自哪裡?此外我們還採訪了許多法令制訂者、工程師,還有行業中各個不同觸點上的人。
梅隆:這個項目有一點非常有趣,我不僅跟一位太空人對了話,還跟五角大樓的一位上校、NASA (美國太空總署) 的人對話。太奇妙了。
黃:有時候這些都發生在同一天裡。他們非常願意分享自己對這一行業的看法。我們用到了他們的觀點,並且研究了我們手上的會議記錄和所有檔案,我們對所有這些可以檢視的不同角度都做了思考。
華頓知識線上:在這一行業中是否有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梅隆:在有關行業變革和變革機遇緣起的學術文獻中,變革的原因不是技術的重大突破,監管的巨大改革,就是某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探討的三大重要因素,這些因素在這裡也有。但真正有趣的是認知因素,這也是分水嶺到來的時刻。
當你在思考一個行業的時候,特別是這類長期存在的穩定行業時,裡面都會有一些主要參與者,可以這樣說,他們都知道誰應該做什麼,行業怎麼運作,以及遊戲的規則。如果有任何人試圖偏離他們的路線,就會被踢出去或者被拉回到原路上,這些相對有彈性的心智結構或集體思維模式定義了行業的遊戲規則。我們想說的是這些分水嶺時刻都是由令人震驚的大事件構成的,它們促使參與者靜坐下來,思考事情是否應該永遠照這種方式進行。
第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時刻是人造衛星 (Sputnik) 時刻,它本身就是一個術語。人造衛星發射後,我們一下子被嚇壞了。然後NASA建立了,DAPRA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 建立了,這些都是巨大的變化。突然間冷戰在太空中上演了。集體思維模式都偏向了一個信念,即太空是大政府,大公司的,決不允許失敗,進入太空需要很多錢,只有頂級的人才,才能進入那裡。
第一批令人震撼的分水嶺時刻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挑戰號”災難以一種非常震撼,非常深刻的方式向大眾證明,也許政府並不是次次都能成功。可能事態真的會向極端錯誤發展。同一時期,冷戰結束了,柏林牆倒了,許多人開始質疑我們為什麼要在太空上花這麼多錢。然後各種委員會成立了。我們該如何重新思考太空?這造成了這種思維模式的初步動搖。
黃:阿諾普所說的是當時存在的那種思維模式的逐漸瓦解。我們過去所看到的許多企業參與和行業中斷現象都是透過技術間斷、監管間斷和集體行動發生的。但是在我們的資料和對這種情形的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認知間斷正是在這些分水嶺時刻發生的。這裡的分水嶺時刻都是那些非常能引起情感共鳴和群眾回憶的時刻,就像“挑戰者”號災難、柏林牆的倒塌。它們在逐漸消失。然後我們發現三個事件又重新凝聚起來,形成了這種新的思維模式。
1986年發生了“挑戰者”號災難,1989年柏林牆倒塌,然後是“哥倫比亞”號災難。我們都清晰地記著這件事情。我還能記得“哥倫比亞”號災難發生時我在哪裡。隨後是商業軌道運輸服務協定 (COTS) 和安薩里X大獎 (Ansari XPRIZE) 太空競賽。我們看到新的進入者出現,這家相對無名的企業獲得了這份協議,把民眾與政府聯繫起來。我們見證了這種變化,參與者不再只有政府,這也不再是一項國家事業,如今私人企業正在進入這一行業。
梅隆:最初被稱為“舊太空”或“大太空”模式的真正瓦解是在上世界80年代末期,然後政府非常努力地嘗試鼓勵私人部門參與進來。在90年代他們嘗試了許多方案,但收效甚微。有一位叫安德魯·比爾 (Andrew Beal) 的德州億萬富豪銀行家,他就像伊隆之前的伊隆·馬斯克,在自己的私人企業比爾航太公司 (Beal Aerospace) 中投入了數億美元個人資金。
但在2000年左右他關閉了這家公司,並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譴責 NASA 的行為。他在信中說,“你們說想要私人航太公司參與,但卻還在做人情交易。你們把協議給了波音(Boeing, BA-US)和洛克希德 (Lockheed) 這樣的世界集團,我們這些小企業根本無力競爭。”在這一過渡階段,行業試圖引入私人航太公司,但卻不知道怎樣做。在應該如何做這件事上沒有達成共識或形成集體思維模式。
但是在“哥倫比亞”號事件發生後,接著是安薩里 X 太空獎項的設立,一家私人公司依靠私人資金造出了一艘能夠進入太空的飛船,然後返回,轉身,再次進入太空。私人企業居然能夠做到這些,這著實令所有人感到震驚。接著 COTS 合約的前身出現了。NASA 似乎更應該成為一家風險資本公司,而不是一個按成本加收費,控制一切的監管機構。這是一種巨大的思維方式轉變,然後我們開始朝著今天的這種全新模式聚攏。
華頓知識線上:航太行業能從這項研究中得到哪些啟示?其他行業能從中學到什麼?
黃:這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的研究是相對情境化的,我們只研究了這一個行業。我們也希望研究一下其他行業。但總體而言,我們認為行業的顛覆和企業的出現源自這些重大技術衝擊。一些大事件發生了,為其他新人進入這一領域鋪平了道路。或者重要監管體系的出現改變了行業激勵機制,使其他人得以進入。
我認為其他行業可以從中學到的是,這是一個更加複雜的過程。許多事情都在發生,那些能夠引起人們情感共鳴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雖然我們不知道它們會以何種形式發生,但是它們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即使出現技術變革,它也會隨著我們的思維方式、思維模式、心智圖式和原型中的其他變化一起演變。我認為隨著行業的不斷演變,企業也會試著參與其中,遵守這些規則。
梅隆:對企業而言,機遇在哪裡呢?我們可以透過分析行業、技術和監管環境來發現這些機遇。也許我們還可以分析一下變革主體的心智、認知狀態,他們的理念是什麼,他們是如何變化的,從另一種途徑思考這些機遇可能在哪裡,變革可能來自哪裡。
華頓知識線上:對其他行業來說,這的確像是一個警世寓言。你可能具備了技術條件,但如果人們不相信你能做到或者認為不應該由你來做,那麼他們也不會接受的。
黃:是的,技術肯定是一個推動因素。我們傾向於把航太行業看作一個技術密集型行業。技術的進步就是推動因素。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但是技術並不是行業變革和企業進入的原因。我們現在看到的許多增量式發展並不是由一次重大技術變革或一次技術顛覆造成的。
梅隆:引人注目的是技術,對吧?但是起著非常微妙作用的卻是認知。曾經有一位行業裡最頂級的火箭科學家告訴我,“我們知道怎麼做,我們幾十年前就有這種能力了,但是沒有人相信我,沒有人資助我。我能怎麼辦呢?”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中包含了許多個人訪談。現在我們經常能聽到企業談論分析資料的必要性。他們是否需要走出去,與更多的人對話?
黃:我們現在談大數據談得很多,而且我認為資料非常關鍵。我們需要資料來做決定,我們也需要一個角度來分析資料,瞭解資料。我認為要想弄清楚資料的意義,這種形式的個人互動非常必要,比如建立起你的思維模式,研究不同的情境。
梅隆:在其他研究派別裡,我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研究。我嘗試透過大數據技術來從人們的談話和行為中得出他們的思維模式。雖然我喜歡與人們交談,這也是得出結論的一個非常好的方式,但我不認為它可以將資料排除在外。你從機器學習中可以得出許多人們的思維模式。
華頓知識線上:這項研究與其他同類主題的研究有什麼不同?
黃:我們之前提到過,瞭解企業在航太領域的出現和參與有許多不同的方法。我們看到許多方法都能在許多不同情境中產生共鳴,當然也包括本研究中的情境。但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另一條道路,它可以與這些事物共同演進。它可以共同演進,也可以取而代之。我們還發現透過這些具有情感共鳴的事件,透過這些分水嶺時刻,一些催化因素正在改變著它前進的方向。我認為一定要從整體上瞭解所有這些複雜情境以及它可能演變出來的不同形式。
華頓知識線上:你能指出一個正在發生的分水嶺時刻嗎?或者只有在回顧歷史的時候才能發現這些分水嶺時刻?
梅隆:這個問題提得好。就目前而言,全都是歷史性的。我們能即時做到嗎?這還需要再思考一下。我相信像蘿拉這樣的心理學家可以迅速制定出相關指標,來衡量特定事件帶來的情感共鳴以及它對這一行業的長期影響。
黃:因為它有一個凝結的過程,我們也許可以確定這是一個能引起情感共鳴的重大事件,但是要想真正瞭解它的影響,還需要做許多深入研究。阿諾普和我都認為一定要瞭解它是如何持續演變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有時候就出錯了,有時候就爆炸了,新聞裡經常出現這種情況。必須對它進行持續追蹤。
梅隆:最近Space X火箭在發射台上爆炸了。人們說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行業,因為每一件事情都是那麼地清晰可見,都是爆炸性的。人們擔心只要出現一次重大錯誤我們就會回到原點。是什麼在決定這些事件將會產生的影響呢?我認為這是未來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
華頓知識線上:你們將如何繼續這項研究?
黃:我們希望瞭解更多微觀推動因素。目前我們正在研究所發生的事情,研究思維模式中的這些變化。我們經常與我們的合著者蒂奧娜談到如何更深入地瞭解這一切背後的細微性機制,以及在更加個人的層面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個我們提到很多的就是情境。這項研究是對一個特定行業,一個特定情境的深度探索。我們相信在其他情境裡,也會有這些能引起情感共鳴,或分水嶺時刻,它們將對思維模式產生重大影響,但可能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某些行業中,推動這種變化的可能是技術,這些分水嶺時刻更像是輔助者的角色,又或者恰恰相反。我們和其他學者將繼續研究這些不同主題,以便真正瞭解這種行業參與和顛覆現象。
《K@W》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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