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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地，葛瑞・席林(Gary Shilling)是少數我們應該關注的經濟學家之一。席林一生中所預測成功的事蹟相當令人著迷；他對於現今經濟環境的真知灼見也令人印象深刻。當你遇見席林時，你會感受到他的知識內涵與謙虛的態度。席林總是能為我們帶來啟發。對於尚不了解席林的人，我相當建議你可以閱讀我們去年與他訪談的內容。
- 38年前(1978年)你開設了一間公司，在現在這個時間點回想過往，你會做出怎樣不同的決定呢？
我會想早一點成立自己的公司；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公司。因為我的個性比較獨立，不適合為別人工作。我可以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我想這就是自己何以成功的理由。
我發現金融服務業的難處在於許多人都對未來過度樂觀。誠如你所知，我曾因為預測到經濟的衰退，而被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 Co, MSPX-US）(Merrill Lynch)的執行長Don Regan開除了兩次。我曾是美林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在1968年曾預測1969至1970年所發生的經濟衰退。我認為美國當時的狀況並不樂觀，而這與美林證券當時的口號恰好相反。
也因此，Don Regan把我辭退了，我只好到另一家公司；但這間公司後來卻被美林證券買下，因此我又被辭退了一次。在所有華爾街的故事中，我是第一個被Don Regan辭退兩次的人。實際上，許多人受到華爾街的影響而過度樂觀，然而也不是只有我因為抱持著不同的看法而被辭退。
只要你永遠對於事情保持著樂觀的看法，那麼對與錯並不是那麼地重要。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曾經歷過好幾次的熊市與經濟衰退，但他們卻從未預測到任何一次的危機，甚至他們從未討論過這些議題。再一次強調，如果我可以重新再來一次，那麼我會提早準備、再一次去體驗那些經歷。
- 先前你曾告訴我說，你成功地賭對了澳幣眨值，可以再說明更詳細一些嗎？
在中國成長趨緩的時候，很容易能夠判斷澳幣的走勢。受惠於全球化的影響，許多已開發國家的生產線都轉移到中國，我認為這是過去30年來最重要的全球經濟大事。不過，這現象並沒有改變整體製造業的貨物需求量，而是生產線不斷集中至中國。
澳洲是供應中國煤礦、鐵礦與其它礦產的主要國家。而中國除了控制貨幣外、還控制了股市，基本上你很難放空中國，你只能透過香港的股市來放空中國，但這還是有點不一樣。因此，透過澳幣放空中國是最簡單的方式。澳洲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礦產，它們不斷地挖掘礦產銷售到中國。放空澳幣是相當合理的一件事。
- 在判斷是否有機會放空/作多貨幣的時候，你會依循什麼樣的準則？
我認為貨幣會與全球經濟的成長率連動。每個國家無不尋求提高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方法，如果這無法透過提高內需實現，它們就會設法增加出口。為了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就是想辦法讓它們的貨幣貶值。因此，全球都想讓它們的貨幣價值低於美元；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澳幣、加拿大的加幣、紐西蘭的紐元等、巴西的雷亞爾與墨西哥的披索一樣。
歐洲和日本的央行刻意讓它們的貨幣貶值。原因無他，它們想藉此提升出口量。你可以稱為這種模式為“模仿經濟學”，包含南韓、台灣與其他的亞洲國家都參與了這個行列。當然，中國也是一樣。
中國在一年前就開始讓它們的貨幣貶值，但這對它來說卻是很難達成的。中國股市的崩盤使得巨額資金外流，因此他們想藉由降低外匯存底來調節，外匯存底因而從4兆降到2.2兆元。雖然中國想讓它們的貨幣貶值，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怕如果這麼做，將可能導致更大的資金外流。
而中國所做的應對方法之一，就是將它的貨幣與其它國家的貨幣綁定；所以可以說，它們只不過是跟隨大家的腳步，向其它國家的貨幣看齊而已。然而中國的作為其實相當不透明，並不能確定它們是否真的在與美元對抗。我想，就所有的貨幣而言，美元是最能夠作為賭注的標的。幾乎每個國家都想讓它們貨幣的幣值，變得比美元更便宜。
- 當我們在觀察貨幣時，我們是否也應該評估貿易出口量？
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看，你可能會留意出口量，但我認為出口本身並沒有那麼重要。在進出口平衡的前提下，許多國家僅看重如何增加出口量。雖然出口對貨幣來說是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但我仍無法確定這是否與政府政策同樣的重要。
我認為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加拿大幣、澳幣與紐西蘭元，就是這種商品貨幣的的例子。它們的幣值一直非常的低。就如日圓與歐元的變動主要由央行政策驅動。
- 若想更深入了解貨幣與它們的相關市場，你會推薦那些作者或書籍呢？
就我現在可以想到的，貨幣市場已經與理論上正常的決定因素脫鉤。例如，有一件近期相當受矚目的事情，就是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這指的是大麥克在英國、法國、加拿大與中國等地區的價格都會是相同的。在這個概念的基礎之下，透過匯率的調整會使各地的貨幣價值差不多；但不幸的是，貨幣是由政治政策所操控的，所以我無法建議任何的書籍。
就貨幣出現以來，它就與全球經濟成長率互相連動；隨著成長的放緩，並且我們現在處於去槓桿化的時代；1980與1990年代所產生過量的債務，讓我們有著極度貶值的需求性。然而，當每個國家的貨幣都在貶值時，這個效益也將會相互抵消。
- 你目前最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就政治而言，有許多政治人物日前就相當受到矚目，如：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法國國民陣線－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與英國工黨黨魁－ 傑若米‧科賓。德國與法國顯然存在極左與極右派人士，當然美國也是。所以顯然在過去的10年中，歐洲與北美絕大多數人民的薪資在考量通膨之後，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成長的。
群眾對此也逐漸覺醒，他們開始指責檯面上特定的政治人物。就像1976年的電影－《螢光幕後》，裡面有個人大喊著＂我就如同將入地獄那般瘋狂，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想這也是許多歐洲與北美選民的心聲。我想，這可能會推動大型的財政刺激政策，因為貨幣政策無法再次收得成效。
在美國，你在兩個領域會發現這樣的情況；第一是基礎建設，我們的確需要許多和舖路、造橋樑與蓋鐵路相關的工作，多數民主黨與共和黨人士必然也深感認同；另一個則是國防支出，如果共和黨能控制參議院與白宮，這情況就會變得更有利；就像你看到日本朝軍國主義之路邁進，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樣。
在這次的選舉當中，我們已經觀察到有些令人挫敗的事跡，我們將會持續觀察事情的演變。像是馬琳·勒龐可能變成法國總統嗎？這是有可能的！當然，美國也對此相當感興趣，我也非常地關注目前的選舉走勢。我認為，即使主流的政治人物當選，也許國會和新總統會想要施行一些經濟刺激的政策，畢竟選民已經非常不開心了。
- 你認為財政政策是件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情嗎？
美國確實可以透過基礎建設來發展；目前經濟的發展遲緩，絕大部份的勞工市場也處於這樣的情況，產能利用率也不高。因此未來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唯一的問題在於資金是否能被有效的利用，這也牽涉到政府相關計畫；儘管它們釋出了相當大的善意，但相關支出卻沒有顯現出應有的效益。
- 那麼你會如何去改變？
我想，我會很願意投資在基礎設施領域，包含建築公司、原物料供應商與相關的基礎產業；如果投資額更高的話，那麼美國經濟復甦的速度，將會比其它方法來得更快速。若不如此，我們仍需為1980至1990這年代所累積的債務而賣力工作；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去槓桿化的過程將會結束，這可能還將持續好幾年。
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明顯為整體經濟帶來效益。但這也要等選完新的總統與參議院後才會開始；可能還要兩三年的時間才會就緒，但觀察市場對於未來的期待，你將會感受到對未來的預期心理會比實際上的投資進展還要快速。
- 你認為中國最糟糕的時期還沒到來，還是已然過去了？
中國因為全球化而受益，工業生產的步伐也使經濟繁榮。中國已然成為最大、最受矚目的經濟個體，這情況如同早期的澳洲一樣。不過全球化的進程，目前已經走到成熟階段。在1800年代末美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大概約落在50%；20年後，比例已經驟降為20%；而現在也僅剩下12%。我認為，這代表著製造業遷移到中國的趨勢已經結束。
我們已然處在成長率最低的的發展週期上，過往中國高成長率的榮景將不復見。中國能有如此高的成長率，是源自於大量基礎設施的投資，不過這也創造出許多鬼城、過量基礎建設的問題，以及財政上沈重的債務負擔。這段榮景顯然已成為過往。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從出口和基礎建設轉向消費者經濟，但這段轉變過程將花費許多時間，這項轉變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
觀察全球化對世界其它地方的影響，也可看出這股力量的確已經結束了，從進口中國的商品增加，也可得知它們的榮景不再了。這與早期的日本倒是很像。就如每個人所知道的，日本雖然在1980年代在世界上位居要角，但隨著1990年代股市崩盤後，他們也經歷了房市崩盤的危機，在之後整整20年的時間，日本毫無表現。我認為中國將無可避免地面臨類似的危機，而它在世界舞台上所受到的目光，也將隨之而去。
- 經濟學家指出，金融工具使金融業變得更脆弱；過度頻繁的創新，也讓許多金融產品承擔過高的風險，很可能出現不合理的價格，也很難透過現行法令來控管。許多人也因此要求相關部門必須對法規作修改。但是，你認為這對於連結緊密、極度複雜的全球金融市場來說，是可能實現的嗎？
毫無疑問地，金融市場目前已經過度超載了。財務的唯一功能，就是提供資金，作為企業的加速器。如果融資過度，將會變得沒有效率。這也是近幾年所發生的事情。隨著經濟成長趨緩，這問題也顯得更加嚴重；金融掌管了一切，同時它將自己逼上了絕路，產生了過度融資的現象，一般來說，唯有金融危機可以抵銷一切。
但實際上並不全然是這樣。特別是在美國，銀行的財政救助使它能夠完好無缺，我不確定法令上的更多限制是不是主要原因，因為如果增加對銀行的管控，會有許多資金流向影子銀行、對沖基金與私募；我不確定這是否屬於正常的情況，畢竟你無法知道實際的情況、運用槓桿的程度，在這些領域的相關法規並不多。
然而，這樣的情況將會持續發生，政府的紓困方案就是讓這些大型銀行破產，如此才能讓它們的規模縮小到並非不能倒的程度。如果銀行想放棄的話，政府基於效率上的考量必然會說：好，如果你不想破產，那我們就持續地限制你，直到你可能破產為止。
而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限縮銀行自營交易、衍生性金融產品等獲利較高的業務，讓銀行重操借貸業務；從存款來放貸資金，相較於短期的收益來說，長期的收益率曲線是相對平整的，然而，過低的利潤也讓銀行深陷在麻煩之中。監管的結果也影響了銀行未來對資金的需求，我不認為這能讓銀行的風險變成零，而是將風險轉移到其它地方。
- 你會建議增加更嚴格的控管影子銀行嗎？
雖然從理論上也許站得住腳，但如果你這麼做，將會對金融產業與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性，大幅減少金融產業的整體活動，並為經濟帶來相當大的損傷，我想，這是當你試圖控制影子銀行的時候，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 最後，如果我們想度過景氣循環下所產生的金融危機，歷史上有哪些時刻最值得做為我們的省思？
最值得關心的事情在於，我看到人們試圖簡化現行的經濟與金融環境，並視為一個週期固定的循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確實經歷了1950、1960、1970與1980這幾年週期性的景氣循環；然而，金融業的槓桿開始擴張之後，你可以看到，在1980與1990年代，美國金融部門與消費者市場已感受不到任何規則性的景氣狀況，接下來也發生了金融危機、大蕭條與低落的經濟成長率。我認為金融槓桿已創造出迥然不同的環境。
就我的觀察而言，這問題在於人們試圖簡化答案，他們急欲尋找景氣循環模式，並從中判斷我們正處於循環階段的哪個位置上，進而預測下次的循環。我並不認為，目前的景氣循環會像二次大戰後期那樣有跡可循。
我認為許多年輕人都犯了這項極大的錯誤，他們緬懷過去的時代，並認為1950到1960年代的循環週期模型，能作為我們所能依循的劇本，並從中預測未來的走向。我並不認同這樣的想法。我認為，我們正努力解決的龐大金融槓桿、過度膨脹的金融部門，以及全球經濟成長率的減緩等問題，都正是我們過度追求成長下，所衍生出來的罪行。
高經濟成長率的同時，你可能會犯下許多錯誤；但當經濟成長率極低的時候，又很容易陷入蕭條。你可以去看那些非洲的新興經濟體，當商品價格上漲與大量資金湧入的時候，它們並沒有運用這些資金來重建並多元化發展它們的經濟，這也使它們目前的財政狀況陷在泥淖之中。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處在不同的時代，過去的經驗並無法成為現在可行的參考依據。(編譯/B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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