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試圖通過禁止食客進入餐廳來應對第三波新冠疫情時，有關部門很快遇到了問題：有些人無處可去（ 香港房價 太高了，買不起啊！）。
社交媒體上開始流傳戶外工作者利用午休時間，頂著高溫在城市公園裡、或下雨時在公共廁所裡吃東西的照片。儘管上述決定在 48 小時內被撤銷，但它將這個擁有 750 萬人口的城市公共空間匱乏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當古希臘和羅馬人將城市廣場作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中心時，現代城市公共空間的提供變得複雜起來。僅僅有空間是不夠的，它必須是可進入的，便捷的，也許最重要的，是好客的。新冠疫情下的封鎖和社交隔離政策，都突出了這一問題的緊迫性。
在香港，公共綠地實際上佔土地總面積的 40% ，與倫敦和紐約相比，這是一個很大的比例。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儘管大多數居民居住在城市四分之一的土地上，但最大的公園卻位於人口較少的地區。
據香港智庫思匯交易所（Civic Exchange）高級研究員賴嘉玲（Carine Lai）說，居民要到達大型郊野公園，平均需要花一個小時。
相較於其他城市，香港的城市公共空間（可供大眾使用的戶外休閒空間）特別小，只有人均 2.7 平方米，就比棺材或衛生間隔間稍大一點。而在只有香港面積一半的新加坡，人均城市公共空間有 7.4 平米。根據 2017 年的一項研究，在因高地價而聞名的紐約，人均公共空間超過 10 平米。
“香港的城市公園也並非總是對用戶友好，”香港中文大學（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城市設計課程主任亨德里克 · 蒂本（Hendrik Tieben）表示。
他進一步補充道，“在（城市）公園裡你能做的事不多，比如坐在草地上，在公園裡吃東西等。而大多數時候，人們是不被允許觸摸植物的。”他說，即使公共空間裡有噴泉，噴泉的一側也是傾斜的，這讓人們坐著不舒服。
然而，對於許多因房價飆升而居住空間有限的香港人來說，呆在家裡並不是一個特別有吸引力的選擇。
住宅研究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 UK） 2019 年報告數據顯示， 香港房價 非常高，就私人住宅而言，香港每平米的平均價格為 22,507 美元，是紐約的 4 倍，新加坡的兩倍。官方數據顯示，香港一個家庭平均每人只有 15 平方米，而在公寓裡，這個數字下降到 5.3 平方米。
如果你想找地方坐，必須先消費
部分原因與歷史有關。以香港為例，賴嘉玲表示，在 19 世紀，英國殖民政府創造公共開放空間的動力非常有限，因為它嚴重依賴賣地收入以保持低稅收。
“當時，「開放空間」這個詞僅僅意味著要求業主把房子後面的未建土地騰出來，用於衛生、通風和疾病預防。那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公共開放空間。”她說。
賴嘉玲說，英國政府直到 20 世紀末才開始將現代公共開放空間的概念融入城市規劃。儘管如此，由於香港採取了一種自由放任的方式來監管私人開發商，情況並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被稱為「購物天堂」的香港，到處是各式各樣的購物中心——這是香港以旅遊業為主導發展方式的副產品。蒂本表示，在上世紀 80 年代經濟快速成長期間，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政策，以平衡居民的空間需求和開發商的商業利益。這些政策圍繞著私有公共空間（POPs）的出現。
私有公共空間——倫敦和紐約也長期使用這種方法——目的是作為對開發商的一種激勵。作為繞開分區規定的交換，開發商必須向大眾開放部分空間。
然而，私有公共空間在香港、紐約和倫敦都遭到了抨擊。調查發現，儘管私有公共空間嚴格來講是對大眾開放的，但由於某些功能的缺失，人們並不願意使用它們。例如，在香港，像購物中心這樣的私人室內空間裡，很少有長椅這樣的設施。如果你想有一個坐的地方，就必須先消費。
“為了找到自動扶梯，我們必須先經過無數商店；我們只能吃商場內餐館提供的食物；我們被鼓勵在裡面消費，但卻不能坐在地板上或在商場里大喊。”當地學生剋萊爾 · 羅（Claire Lo）在香港嶺南大學的一項研究中，寫下了香港城市設計的缺點。
公共空間與幸福感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城市公共空間已經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它是一種急需的逃離家庭局限、進行社交距離外步行的場所。
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在爭先恐後地安置居民：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允許酒吧和咖啡館進入公共場所，來保證顧客的社交距離；舊金山當局已經關閉了一些供車輛通行的道路，讓居民可以安全地跑步、騎車和步行；遊客也開始大量湧入美國墓地，來尋求一些戶外空間。
城市空間不僅僅是一個美好的地方。研究表明，與農村地區相比，生活在城市的人患抑鬱症的風險要高出 40% ，患焦慮症的風險高出 20% 。簡而言之，公共空間對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好處。
“在香港這樣人口稠密、公共空間有限的城市中，這可能頗具挑戰性。”
城市設計與心理健康中心（Centre for Urban Design and Mental Health）主任萊拉 · 麥凱（Layla McCay）博士表示，“特別是當人們被要求離自己的家非常近，或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減少病毒傳播風險時，這可能會減少他們前往香港更大的綠色和藍色區域的機會。”
單身媽媽琳達 · 陳（Linda Chan），和她三歲的女兒以及七歲的兒子住在一個不到 9.3 平米的公寓裡，那裡是香港最擁擠的地區之一。
在第一波和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間，他們堅持在周末去遠足，但在第三波疫情到來後，限制變得更加嚴格，他們現在只得呆在家裡。
“孩子們總想出去玩，因為公寓裡沒有太多空間讓他們玩耍，”她說。“他們從每週去一次公園到現在一次也去不了，他們不高興……每個人都變得更暴躁了，我也經常生氣。”
人們不該被迫習慣匱乏的公共空間
蒂本希望看到城市官員和地方團體之間更多的合作，將香港未被充分利用的區域轉變為公共空間，就像 2007 年紐約所做的那樣。
作為未來城市規劃的一部分，紐約城市廣場項目旨在為居民提供 10 分鐘步行範圍內的優質開放空間。“你想要公共空間，可以創造場所，讓社區賦權。”他說。
香港政府近年來取得了一些進展，包括修建海濱長廊。負責管理香港公共公園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寵物公園的數量從 2010 年的 19 個增加到 2019 年的 45 個。該事務署發言人補充說，他們現在提供了 50 塊多功能草坪供大眾使用，從 2010 年的 39 塊增加到 2018 年的 51 塊。
“歡迎市民們利用這些草坪進行不同的活動，比如野餐、玩遊戲，或者只是躺在陽光下看書。” 發言人說。
城市規劃部門還公佈了一項計劃：到 2030 年，將人均最小公共空間面積從 2 平米提高到 2.5 平米。
對於居住在最擁擠地區的人來說，這將是一種改善，但仍達不到賴嘉玲建議的 3 ~ 3.5 平米標準——即便如此，香港仍將落後於東京、首爾、上海和新加坡等亞洲主要城市。
賴嘉玲認為，香港應該更加雄心勃勃，特別是考慮到疫情的教訓。“人們不應該不得不習慣沒有足夠的公共空間。”她說。
隨著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尋找安全的、社交距離外的方式來供人鍛煉、社交、工作和娛樂，我們意識到這些空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把這些設施放在一個城市的心臟和靈魂中，不僅僅是美學，它關乎社區、參與和聯結。
參考資料：bbc
⟪虎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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