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投資備忘錄─政治現實

上一封備忘錄是五月份寫的，主題是“經濟現實”。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想說的是經濟規律決定現實，但政府和總統候選人的許多做法對經濟規律視而不見，或者妄圖超越經濟規律。那篇備忘錄寫完以後，隨著時局的發展，經濟現實真的走到了舞台中央，其中最能體現這一點的事件是6月23日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離歐盟。

我不想在這封備忘錄中專門討論英國脫歐。決定這個事件的因素太多、過去可借鑑的經驗太少、 人們眾口紛紜、沒人知道脫歐到底該怎麼實施。各路專家都在講英國脫歐的影響，我只知道一點：他們大多數人說的都不對，我要是也像他們一樣說，我說的估計也不對。

經濟現實：選擇和結果

五月份的備忘錄講的是經濟規律決定和製約商業、投資和日常生活中的現實。經濟規律確定了遊戲規則，劃定了場地的邊界，這些東西不能忽略。你可以扭曲經濟規律，但也要承擔後果。

經濟規律決定現實，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時無刻不在發揮作用，而且完全符合邏輯。雖然不像萬有引力等物理學定律那麼絕對，但是經濟規律很可靠，它們始終決定著趨勢和界限：一個東西的價格漲了，消費量會降低；一個工作崗位的工資漲了，這個崗位的就業人數會減少；如果提高稅收，提高到一定程度，人們工作的積極性會下降，產出會降低；如果政府支出增加，拿什麼買單？只能印錢（可能導致通脹）、加稅或舉債。

在“經濟規律決定現實”發布後不久，我寫了一篇補充文章放在了橡樹的網站上。在這篇補充文中我說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是選擇。要是你只有 10 美元，你是買一本 10 美元的書，還是兩個 5 美元的漢堡？是把這 10 美元捐了，還是把這 10 美元留著？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不能什麼都是你的。所有的決定和行動都有相應的後果，例如，消費能給我們帶來快樂，也會令我們的財富減少。

政治中的現實

我特別喜歡收集自相矛盾的說法，例如“特大小蝦”、“普遍常識”，我又找到一個：“政治現實”。在政治世界裡，有一種特有的扭曲現實，似乎根本不理會經濟現實。用不著做選擇，候選人承諾你什麼都能得到，而且用不著承擔任何後果。有的事情，在現實世界中可能帶來負面影響，但政界人士卻可以視而不見。要是有人添亂，比如，有的記者或反對派詢問潛在後果，很好辦，說假話或矢口否認就行了。哪怕將來人們發現候選人當初蓄意隱瞞代價或後果，又能怎樣？候選人是許下了空頭承諾，但他已經勝了，人們推翻不了選舉結果，也不能起訴候選人在演講時說假話。

在“經濟規律決定現實”那篇備忘錄的補充文中，我說了，候選人很少談選擇。他們總是承諾什麼都能做到。他們很少談一件事的代價或弊端，他們不會說：“我給你A，但是你要放棄B。”或許《政界人士指南》的第一頁上寫的就是“永遠別說壞消息”。

在 2008 年 8 月的備忘錄“What Worries Me”中，我寫道：

假設有兩個總統候選人。一個說：“在我當政的八年裡，我將強調約束和克制，增加稅收、降低開支，當我的任期結束時，我們的國家會更強大。”另一個人說：“我有高招，可以解決我們的所有問題，而且用不著你做任何奉獻。”你覺得誰能贏？

再舉個真實的例子。 1984 年，Walter Mondale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的對手是共和黨時任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在接受候選人提名並發表演講時，Walter Mondale說的是大實話，他說：

1 月份，無論誰當選，所有美國人都要為雷根總統的政策買單。國家的預算會縮減，稅收會增加。誰要是說不會，那是沒對全國人講真話……雷根先生當選會增加稅收，我當選也會增加稅收。他不告訴你們，我和你們說實話。

結果呢？Walter Mondale一敗塗地，全國投票結果以59%對41%敗北，落後差距是歷屆美國選舉中第七大的。更慘的是，在538張選舉團選票中，他只獲得了13 張(包括哥倫比亞特區和他的老家明尼蘇達州)，在 1824 年以來歷屆總統候選人中排名倒數第二。這就是誠實的好處。

當今的許多政界人士承諾維護社保體系，沒聽誰說主張(a) 削減福利(b) 增加社保繳費比例(c) 提高工資繳稅基數(d) 延遲發放福利(e) 核查申請者的經濟情況。但是，如果不實施上述措施，按照精算分析，美國的社保體系入不敷出是明確的事。候選人開口閉口都是人人都能過得更好、不用付出代價、不用承擔後果。美國的社保問題就擱在那，沒人解決。

英國脫歐：政治現實的典型案例

英國進行脫離歐盟的公投時，我恰好在歐洲，親身經歷了政治現實的缺陷，下面我列舉幾點：

• 決定進行全民公投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謂“權宜之計”，是指為了應付某種情況而暫時採取的辦法，可能不合適、不合理）。當初，保守黨內部分裂為親歐派和疑歐派兩個陣營，還有英國獨立黨極力主張脫離歐盟，保守黨在2015年大選中有輸給工黨的危險。為了避免輸掉大選，保守黨領袖卡麥隆(David Cameron)於2013年承諾，會就英國是否留在歐盟的問題舉行全民公投。面對今天的問題，政界人士已經習慣了用承諾去敷衍，總是把後果拖到明天，似乎明天永遠不會來。政界人士這麼做很實際，等到後果出現的那一天，他們早離任了。選舉不能輸，輸了也沒安慰獎，他們想的全是怎麼在選舉中獲勝。
• 潛在的後果，人們不是不關心，就是不明白。 2013 年，誰知道脫歐公投會有什麼後果？就算現在2016年，英國脫歐已經生米煮成熟飯，也沒人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是否留在歐盟是一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問題，怎麼能通過投票，只要有大多數人同意，就決定了呢？在製定全民公投方案的時候，本來可以規定需要投票的絕大多數人同意，或者規定要求大多數登記的投票者同意（無論他們是否投票），結果這兩個規定一個都沒做，最後就得出了英國脫離歐洲的結果。 37% 登記的投票者支持脫歐（35% 反對，28% 棄權），英國可能因此分崩離析，蘇格蘭有很強的意願留在歐盟，而且早想脫離英國。
• 最後的決定可能受到了錯誤事實或虛假承諾的影響。有人說英國脫歐後可以控制自己的國界、防止移民湧入，有些人信了，就支持脫歐。有人說英國每星期要向歐盟輸送3.5億英鎊，脫歐後這筆資金可以用於醫保。公投結果出來沒幾天，先前說過這些話的人改了口風：(a) 英國要繼續自由地利用歐洲市場以及歐洲的5 億消費者，為了阻擋歐洲移民而封閉國界不現實(b)英國是每星期給歐盟3.5億英鎊，但歐盟還向英國的農民發放補助呢，英國每星期向歐洲淨輸送的金額是2億英鎊(c) 沒人說省下來的這部分錢能全投到醫保裡，可能只是將大部分用於醫保。
• 公投後沒多久，人們發現脫離歐盟的決定好做，實施起來很難。英國很快發現 (a) 誰都沒有脫離歐盟的具體方案(b) 脫歐的口號好喊，真正脫歐難。此情此景下：

1. 卡麥隆（曾倡議人們投票留在歐盟）在公投結果出爐後的第二天宣布他不適合操刀脫歐，將辭去首相和保守黨黨首職務。
2. 倫敦前市長Boris Johnson是保守黨成員，他之前極力鼓吹脫歐，曾被認為是下一任首相的熱門人選，結果卻突然宣布退出競選，說自己不適合出任首相。
3. Jeremy Corbyn是工黨黨主席，大多數工黨黨員極力支持留在歐盟，他卻沒表現出太大的熱情，結果被下議院的工黨議員以172 比40 投下了不信任票。
4. 英國獨立黨黨主席Nigel Farage辭職，他說他這麼多年來一直為英國脫歐奔走，希望重新過普通人的生活。

公投結束兩週後，英國的三大政黨都群龍無首。 （此後，Theresa May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上位，成為英國首相和保守黨黨主席。）

英國英語中有個俚語，“a dog’s breakfast”(本義是狗食)，它的意思很簡單：一團糟。用這個詞形容英國脫歐公投很恰當。

Thomas Friedman在6月29日的《紐約時報》中發表了一篇評論英國時局的文章，他講得很好。我借用他的話作為這部分內容的總結：

英國是歐洲的超級大國，長期堅持自由民主主義、多元化和自由市場，卻被一小撮政客挾持了，他們抓住公眾對移民湧入的恐懼心理，將其作為自己仕途飛黃騰達的籌碼。一個本來是極其複雜的問題，很多人根本看不清大局，他們卻蓄意把它簡化成鮮明對立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要就留在歐盟，要就脫離歐盟。

這些政客想的很好，他們以為狗永遠追不上汽車，他們覺得自己怎麼都能得到好處，公眾不喜歡，他們就迎合，最後公眾投票脫歐，他們也用不著收拾爛攤子。他們故意把問題簡單化，滿嘴是謊言、恫嚇和誤導，還按簡單多數制規則投票，最後主張脫歐的人以微弱優勢獲勝，狗追上汽車了，現在卻不知道該拿汽車怎麼辦了，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只會嗷嗷叫。

投票選舉

我們想一下投票選舉的本質是什麼。在《智慧型股票投資人》中，葛拉漢(Benjamin Graham)說股市長期是稱重機，短期是投票機。他之所以說股市短期是投票機，是因為內在價值經常被忽略，表現最好的股票往往是那些能在人氣競賽中勝出的。

我覺得選舉已經日益變成了人氣競賽。最成功的競選演講不是最精闢地分析困難、並給出最佳解決方案的，而是要講人們愛聽的。

在商業和投資中，人們總是對比A的好處和弊端以及B的好處和弊端，然後選擇淨預期結果更好，而且即使出現較差的結果也可以接受的那個。在此過程中，人們會犯很多錯，有時候會走彎路，但是人們確實是尊重經濟規律，在努力做出正確的選擇。做決定的人不會離開，在做出決定後，能親眼看到自己的決定產生的後果。

在政壇上不一樣，在政客們眼中，能幫助他們當選和連任的選擇才是最佳選擇。結果該由誰負責根本找不到人。在選舉結束之後、在決策做出之後，最終的結果可能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才能顯現出來。沒幾個選民能判斷出候選人的承諾是否合理，最終的結果還有很長時間的延遲，當候選人再次參選時，選民也很難根據他們在任期內的表現做出評判。

順便說一句，我不是說我們私營部門的人在工作中有多高尚，但是只要激勵機制合理，我們都能以追求集體利益為目標而努力工作。我們橡樹的每個員工都想擁有更多財富、更高的地位、更好的職業發展，但是我們也希望橡樹和它的客戶取得成功，因為只有客戶和橡樹成功了，我們每個人才能成功。在華盛頓可不一樣，無論是共和黨的，還是民主黨的，很多當選的政界人士都把政府和國家的利益放在一邊，他們優先考慮的是(a)他們自己和同一黨派的其他人士如何當選、如何連任(b)怎麼能阻止另一黨派的人當選、連任。在這種思維模式下，A黨的人琢磨的是不能讓B黨的人搶了功勞，一定要讓A黨領先。有一次，電視上採訪了一位政治顧問，記者問他一位政界人士怎麼才算成功，他順口回答說：“讓選民選舉他連任。”他馬上補充說：“完成立法工作。”他心裡真怎麼想的，我們都能聽出來。

辯論的質量

我用這個小標題時比較猶豫。首先，如今的政治演講哪有什麼品質可言；其次，按照維基百科的定義，辯論是“訓練有素地、正式得體地論述一個論點”，今天好像幾乎看不到辯論了。

• 美國的選民們看到的不是嚴密的論點、論據和論證，他們被湮沒在毫無意義的聲音剪輯、侮辱謾罵和主觀臆斷之中。回過頭看，2012年的總統競選辯論和今天相比都算得上是循規蹈矩、彬彬有禮了，但是在辯論中間，主持人提醒候選人說他沒直接回答問題，這個候選人說“你有你想問的，我有我想答的。”
• 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人們口無遮攔、百無禁忌，哪有什麼規矩和約束。
• 有些候選人不拿真相和事實當回事。在過去的選舉中，哪個候選人要是被發現言辭有不實之處，形象會大大受損。在今天的選舉中，人們覺得真相和事實沒多重要。PolitiFact是一家獨立的調查機構，它核實了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說過的話，得出的結論是其中有 28%“基本不實”或純屬謊言。川普(Donald Trumph)更加不堪，他的比例高達 70%。
• 有一些選民好像根本不在乎候選人說的是什麼，他們只聽候選人是怎麼說的。我在電視上已經看到無數次了，總有人說“我喜歡川普，​​因為他敢說真話。”這些人不考慮川普提出的政策是否合理，也不考慮他說的話是真是假，只是喜歡他敢說，喜歡他不顧忌政治正確性。最近十幾年，人們選總統的標準好像變了，從“只適合指引國家的領袖”變成了“最適合一起喝酒的朋友。”

去年，在看共和黨的初選辯論時，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小時候看職業摔角的感覺。每個選手都扮演一個角色，吸引特定的一部分觀眾，有些壞蛋的粉絲高聲尖叫表達自己的支持，臉都變形了。粉絲們看到了暗算和欺騙不但不走開，反而看得更激動。這和當今大選中的某些情形如出一轍。政治和摔角之間的相似之處甚至還包括操縱結果。上個月，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被迫辭職，洩露的郵件顯示該委員會支持一個候選人而阻撓另一個候選人。

對經濟現實置若罔聞

在上文中，我講到有些人做了虛假的承諾，對最終英國脫歐的結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我還說了，在公投結束後的幾周里，那些做承諾的人紛紛改了口風。下面我從美國總統大選預熱階段的一些言辭中挑一些令人懷疑的。

1. 在經濟方面，川普說得最多的是關於進口、失業率和貿易差額的問題。

2. 在談到中國時，他說“中國要把我們搞死了。”但是貿易從來都是雙向的。除了不正當競爭以外，當我們出現貿易逆差時，即我們從別的國家買的東西多，別人從我們國家買的東西少，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只有一個：別的國家生產的產品比我們生產的性價比高。別的國家的產品賣得好(搶走了更多工作)，我們買到了便宜貨。中國沒“贏”，美國沒“輸”，這是兩國的雙贏。我也承認，雖然整體結果對兩個國家都有利，但一部分人可能受到負面影響。例如，因為進口貨便宜，有的人可能丟掉工作。社會應該想辦法幫他們一把，這個問題我稍後再講。

3. 川普說中國的不正當競爭是美國製造業工作流失的主要原因。我在“經濟規律決定現實”那篇備忘錄中講了，在最近幾十年裡，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導致了美國工作崗位的減少，但美國的生產率提高、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提高同樣導致了工作崗位減少，而且後者造成的工作崗位流失是前者的十倍多。

4. 川普說中國能廉價銷售商品是因為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大家注意到了嗎？最近中國略微放開人民幣匯率，人民幣不升反降，或許中國根本沒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

5. 川普不正視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現實，他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徵收保護性關稅可能會給製造業帶來更多工作崗位，但是這樣的話，所有消費者都要花更多的錢購買國外商品。”如果禁止進口商品、阻礙進口商品或徵收高額關稅，普通美國人在日常購物中會受到怎樣的影響？

6. 川普沒告訴選民的是，一旦美國採取保護主義措施，其他國家會進行反擊，針對美國商品提高關稅，讓美國人丟掉工作。對於川普在經濟方面的施政提議，Moody’s是如此分析的：

從整體上來講，川普先生在經濟方面的主張將導緻美國經濟更加孤立。跨國貿易和移民數量將顯著減少，不但跨國貿易和移民數量減少，外國直接投資也會減少。美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受到了全球化潮流的影響，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敗了，但整體來講全球化推動了美國經濟的發展。按照川普的主張，逆全球化潮流而動，必將給美國經濟成長前景帶來負面影響。

川普在大選中主要迎合那些被全球化大潮甩在後面的人，對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全球化的整體正面影響視而不見，與英國脫歐派的宣傳攻勢是一個套路。

川普聲稱他是生意場上的高手，商業經驗豐富，他能帶領美國經濟走上正軌。對於川普最初提出的經濟計劃，Moody’s給出如下分析：

川普先生的經濟計劃會導致聯邦政府的赤字增加、背上更沉重的債務負擔。川普提議大刀闊斧地削減個人和公司的賦稅，他還提議大幅度提升老兵和現役軍人的福利待遇。他公開表示要維持社保和醫保計劃的現狀，反對任何改變，他主張減稅，又反對削減開支，所需的資金只能通過政府舉債籌措。

按Moody’s的估算，川普的計劃會導致聯邦政府預算赤字從現在的6400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兆1510 億美元，聯邦政府負債會從今天的14兆美元增長到2026年的37兆美元。

川普最不可信的說法是，他聲稱自己可以通過談判來減少聯邦政府需要償還債務的金額。他自己在發達致富的路上做過借錢不還的事，他的公司屢屢打破產牌脫身，他好像覺得自己很高明。川普不需要從世界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但美國需要。現今，川普走的是輕資產的商業模式，賺的是加盟費，不是靠持有資產賺錢，也許是他破產次數太多了，信用太差，借不到錢了。美國可以拒不償還全部債務，這叫“逾期”或“違約”，但是以後美國別想再從信貸市場上輕鬆借錢了，我們會丟掉曾經的良好信用，也無法繼續享受良好信用帶給我們的低利率。

我挑了不川普的毛病，同樣在競選總統的柯林頓也不是一點問題沒有。在擔任國務卿期間，她竟然使用私人郵件服務器。她反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承諾向某些收入水平的群體提供免費公立大學教育，她採取這些立場似乎只是為了在初選中擊敗Bernie Sanders，只是為了在選舉中拉到更多選票。不過，從她在大選中的表現來看，她倒沒像川普那樣公然挑戰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現實。下面我談談經濟規律所決定的當今的現實。

當今社會分化的根源

當今政壇之中瀰漫著對現狀不滿的情緒，這種情緒的根源在於經濟狀況。世界的變化日新月異，許多人感到無所適從，在變化面前無能為力。在2008年8月的備忘錄“What Worries Me”中，我寫道：

從各方面來看，包括物質方面，過去幾百年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相當高。單從生活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衣食住行，還是醫療保健、休閒娛樂、奢侈享受，我們的生活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我有三個問題要問：

• 我們憑什麼繼續保持最高的生活水平？
• 我們的生活水平憑什麼繼續提高？
• 我們的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憑什麼能超過世界其他國家？

有很多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覺得自己的下一代可能未必過得有自己這麼好。我們當然希望下一代過得更好，可是憑什麼？在科技進步的推動下，所有人的生活都會過得更好，除了科技進步的推動，我們的生活水平憑什麼一路上升？憑什麼繼續領先世界其他國家？風水輪流轉，過去優勢從別的國家轉移到我國，我們的優勢也可能轉移到別的國家。

我們之所以能享受這麼高的生活水平，原因之一是，做同樣的工作，美國人的工資全世界最高。只要美國在戰後積累起的顯著競爭優勢還在，只要令現狀得以維持的巨大壁壘還在，我們就仍能繼續享受現狀。可是憑什麼呢？怎麼就能繼續維持現狀？

假設有兩座城市。A城工作多，人少；B城工作少，人多。最開始，由於勞動力相對稀缺，同樣的工作，A 城的人比 B 城的人工資高。因為人們無法自由遷入A城，所以A城的人工資始終較高。否則，B城的人肯定會流入A城，最後，兩座城市工作機會和勞動力均等，同工同酬。資源無法自由流動才有地域不平等。

過去一百年裡，受種種壁壘保護，我們的薪酬一直很高。其他國家，有的產量不如我們，有的資金不如我們，有的戰爭不斷。我們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經營管理能力都更勝一籌。高運輸成本、固有的偏見(我小時候，“日本收音機”是“劣質”的代名詞)、法律限制(例如，禁止外國航空公司在美國市場自由競爭)等因素可能都對美國的薪酬起到了保護作用。那時的國際貿易和今天不可同日而喻。但是，這些因素都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我看不出來美國人怎麼樣能長期保持高人一等的薪酬。

上面的話是我2008年說的，後來事情的發展不幸被我言中了。貿易的全球化，即開放國門允許商品自由流動，是此次大選的中心議題，人們各執己見、爭論不休。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自由貿易有助於推動經濟進步。例如：

Peterson Institute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過去頒布的貿易自由化法案為每個家庭平均增加了 7100美元到1萬2900美元的收入。川普反對 TPP，希拉蕊部分反對TPP，Peter Petri和 Michael Plummer估算TPP可以為美國增加1310億美元的收入。

增加的收入來自哪裡？主要來自專業分工。如果各國的國界是封鎖的，每個國家需要的所有產品都必須是自己生產。如果各國的國界是開放的，則每個國家可以分別生產它生產得最好、或所需成本最低的產品。每個國家把自己生產出來的價格更便宜、質量更好的產品賣給其他國家，並從其他國家購買自己無法生產的產品。

國際分工非常合理，美國人從中得到了巨大的實惠。現在花15美元就能買一件的衣服，我們真的願意在美國生產，然後花60美元買一件嗎？

國際分工是更高效率的全球生產體系，每個國家生產自己最擅長生產的產品，所有國家都從中受益。儘管如此，不是所有人都能受益。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人們得到的利益存在巨大差距。在美國，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能適應科技進步的人、開公司賺錢的人，這些人是主要受益者。至於那些沒得到什麼利益的人，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充其量是停滯不前，而且美國正在就業或求職的勞動力在人口中所佔百分比減少了。

正如我在2008年的備忘錄中所說，過去做同樣的工作，美國人拿的工資總是比其他國家的人高。受此影響，許多工廠要就去國外生產，不然就是留在國內推行自動化。由此也導致大量移民湧入，包括非法移民，他們願意拿更低的工資。雖然經濟在成長，製造業的產量在增加，但是從1979年以來，製造業的就業率下降了三分之一。有的美國人教育程度低，只能做體力工作，100 年前他們可以去農場工作，50 年前他們可以去汽車廠和家電廠工作，現在他們只能看著自己的收入往下降，他們的絕對收入在下降，他們的收入比不上那些受過良好教育、能勝任高薪工作的美國人，也比不上當年他們的父母。

在過去，高薪階層的薪水不是特別高，低薪階層的人能過得很好，差距沒那麼大。美國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批沒多少技術含量的藍領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能過得很好，有車開、有電視看、有假期可以放鬆、孩子可以上公立學校，而且孩子接受教育後將來會比父母更有出息，現在還是這樣嗎？

1970 年，我在去洛杉磯出差的時候，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是收入不平等、什麼是生活水平的差距。我是在紐約皇后區長大的，從沒見識過南加州美不勝收的海景房。現今，收入的巨大差距嚴重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自己的收入越來越少，和別人的差距越來越大，很多人陷入絕望、憤懣，由此催生了經濟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排外情緒。

正如7月13日《紐約時報》撰文所說：

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美國的非法移民人數倍數成長，到歐巴馬執政時期已達1100萬人。受全球貿易的影響，美國的工業產能降低，沒大學文憑的白人，過去能過上體面的生活，現在只能窘迫度日。

國際分工、自動化、生產率提高、就業崗位減少、教育程度低的人遭受衝擊陷入絕望，這些大趨勢是經濟規律決定的現實，它們真實地存在，誰都無法阻礙。不管我們怎麼想，現實就是這樣。經濟規律決定的現實如此，不容忽視，不容辯駁。

6月30日，Thomas Friedman在《國際紐約時報》中發表了一篇文章，他的文字切中要害，我引用他的一段話來總結當今我們面臨的狀況：

在當前時代，科技、全球化和氣候變化如此之快，我們的政治體系沒跟上，沒能讓社會、教育、社區、工作場所和政治創新與時俱進，很多公民被甩在了後面。

全球化貿易和製造已成潮流，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已經廣泛應用，但是我們的社會保障體系、貿易逆差保護機制和教育提升機制卻遠遠落後，很多人只能無助地被趨勢變革拋棄。很多人茫然失措，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我非常認同Friedman的觀點，這讓我想起了Alvin Toffler在1970年寫的書《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在Toffler筆下，他給“未來的衝擊”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極大的變化”。Toffler認為未來的衝擊會激發社會動盪。

Arthur M. Schlesinger Jr.在《The Politics of Upheaval》一書中，討論了經濟衰退和不滿情緒的影響：

社會的中下階層忍受著屈辱、不公和貧窮，感到無限的恐懼和絕望，他們最容易受到某些政客的煽動，這些人一般是小地方的人，以前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在經濟崩潰的衝擊下，他們一開始還很冷漠，後來卻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所有情緒都爆發了出來。舊時代的美國對新時代的政治和經濟發起了憤怒的反抗。

我們當前的情況和上面這段話中說的一模一樣。Schlesinger Jr.已於2007年去世，他這段話是在1960年寫的，描述的是大蕭條時期的美國。我們現在看到的民粹主義並非當今特有的現象，在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總會出現這種思潮。從歷史來看，每次民粹主義興起，總會有危害社會的領導者上台，總會有危害社會的運動興風作浪。

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來自國外的競爭導致沒有一技之長的勞動階層，即所謂的“工人階級”，遭到了最嚴重的打擊。在全球化大潮中，有的人從事的工作屬於競爭力低下的產業，他們受到的衝擊特別大，他們的收入降到最低水平，他們可能離開工作崗位，甚至永遠失業。社會應該幫助這部分人，緩解他們所受到的衝擊。有人提出了一些解決辦法：

去年三月，美國民眾中感到憤怒不滿的人在支持Sanders的選民中佔78%，在支持川普的選民中占到驚人的98%。

超過一半的選民，包括川普支持者中61%的人，感覺承受不起生活成本的上升。川普先生的支持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現在過的生活還不如50年前。

有些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過去白人無可爭議地掌控著政治權利，過去沒上過大學的年輕人也能很輕鬆地找到好工作，這樣的日子再也回不來了。

上個月，世紀基金會的Jeff Madrick、威廉姆斯學院的Jon Bakija、加州大學的Lane Kenworthy和Peter Lindert這四位學者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具體措施。文章的標題是“我們的政府該有多大？”

幾位學者指出有四個重要任務：提升美國的生產力、增強工人的經濟保障、加大教育投資、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機會，確保中產階級能分享更多成長紅利。

具體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組織專項資金應對失業率增加，加大對醫療保險的投資。他們呼籲在病假和產假期間正常支付工資，並且為換工作時工資收入降低的工人提供工資保險。他們主張為養育多個子女的貧困家庭提供更多幫助，還主張提供普遍的學齡前兒童教育。

這份計劃提出了大量改革，許多美國人會認為其中的不少提議都帶有政府干預性質，並不可取。那到底該怎麼辦？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收入和財富差距將繼續拉大，還是有很多人遭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在我們的政治進程中仍然會充斥著憤懣不滿的情緒。

我們不該阻擋，也阻擋不了全球化。但是，在變革的世界經濟中，如果我們處理不好，肯定難以收場。

去年川普能得到那麼多支持，Sanders在民主黨初選中能得到那麼多選票，根源在於上述的各種趨勢，有的人在這些趨勢中感到不滿、恐懼和憤怒，川普和Sanders才得到了優勢。在英國脫歐的公投中，類似情緒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這種情緒在歐洲正在蔓延。今年的大選結束後，這些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很棘手，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此次大選中體現出的各種問題，​​無論是經濟方面的，還是其他方面的，都將對美國政治產生深遠影響。

未來政局將受何影響

長期以來，美國兩大政黨的定位都很明確。我個人感覺是這樣的：最初的民主黨代表“工人階層”；主張政府發揮更大作用；主張增加稅收、消費和財富再分配；倡導比較自由的社會政策。最初的共和黨則代表大企業和美國的富裕階層，他們主張企業自由發展，政府少干預；降低稅收；在國防和國外干預方面更加強硬；社會政策比較保守；主張自由貿易；奉行供給側經濟理論（ “涓滴效應”）。兩個黨派及其候選人和選民一般都符合上述意識形態，多年來，兩黨的主張都在日漸發生變化。

• 早年的民主黨支持民權運動，得到了非白種人的普遍擁護。克林頓(Bill Clinton)當政時期，民主黨的政策收緊，更加靠近中間路線，對社會福利和經濟再分配不那麼熱切了，轉而更加支持大企業和自由貿易。
• 因為民主黨主張廢除種族隔離，鄉村地區的白人感到不滿，轉投共和黨。共和黨對於強化軍事實力、縮減政府規模和福利制度改革不那麼熱衷了，現在更加倡導宗教、道德和個人自由，在社會問題上更保守了。

在這次總統大選中，川普和Sanders都是局外人，不是傳統的兩黨代表，大量選民對兩黨過去的表現很不滿，對今天的現狀也不滿。正是有了這些選民的支持，這兩個局外人成了熱門人選。美國政治中的變化加劇了，有人說一場政治變革正在進行。

從2016年的情況來看，美國的政壇可能重新洗牌，將來或許會出現這樣一個政黨：

• 它代表經濟狀況糟糕、對社會不滿的弱勢群體
• 它代表一種牢騷滿腹的文化，不管政治正確性，藐視專家和既有體制，藐視經濟、社會、政治和媒體領域的精英
• 它懼怕恐怖主義、排外情緒強烈、主張實施保護主義政策、主張閉關鎖國
• 它倡導實用，只管本國和個人利益，不管什麼主義和意識形態

上面的這些主張，用川普的話說是“美國優先”、“重振美國雄風”，它們可能取代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傳統觀念。等著看選舉結果吧，許多人說共和黨中的老派失去了對共和黨的控制。上面說的新黨派可能還叫“共和黨”，也可能是一個全新的政黨。民主黨中的老派現在還掌控著局面，但Sanders已經動搖了民主黨的根基，他的社會主義原則吸引了大量少數派追隨者。

美國歷史上只有兩個黨派，重新洗牌後，變成三個黨派會怎樣？川普的追隨者是否會成立一個“不滿黨”，與民主黨和共和黨同台競爭？Sanders的支持者反對自由貿易，仇視銀行和大財團，藐視社會精英和華盛頓的既有體制，他們對經濟前景感到失望，主張實施經濟再分配，他們會加入川普的行列嗎？這兩派人在政治、文化和人口特徵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他們都充滿了敵視和不滿情緒，他們能因此走到一起嗎？如果川普今年落選，這批人會消失嗎？還是會改為擁護比較傳統的政界人士？只有時間能告訴我們答案。

還有個問題：美國憲法規定總統要獲得選舉團絕大多數選票才能當選。如果有三個政黨，可能沒一個候選人能獲得絕大多數選票，那該怎麼辦？

一年前，幾乎沒人考慮過這個問題，現在應該有不少人在研究了。答案是這樣的：在沒獲得選舉團絕大多數選票的情況下，總統通過眾議院選舉產生，每個州擁有一票。人口最少的 26 個州只有美國人口的 17%，從理論上說，它們可以決定誰當選總統。不管各黨派議員在眾議院佔比如何，沒了按比例選舉制，這是個大問題。

我的解決方案

我很欣賞許多我遇到的兩黨政界人士，我只是對當前體制下的整體行為有意見。我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從我的上述文字來看，你可能覺得我認為所有的政界人士都不合格，其實不然。在“What Worries Me”這篇備忘錄中，我說過：

批評政界人士，不能把所有政界人士都一棒子打死。有些政界人士，是我非常欣賞的。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主張兩黨合作。他們不認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競爭，唯一的目標是羞辱對手，贏得競選，他們想的是如何解決國家面臨的問題。

雖然有一些優秀的政界人士，我還是不怎麼樂觀，覺得比較憂慮。在“What Worries Me”中，我還寫道：

坦白地說，我認為政府很難改善。看報紙的人越來越少，看電視新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不關注國家和國際大事，流行的是聲音剪輯，人們集中注意力的時間越來越短，甘願奉獻的精神越來越少，自私自利的人越來越多，怎麼能樂觀得起來？我們可以心懷希望，但我看不到太多希望。大多數人在選總統時是怎麼選的？誰在競選廣告中​​形象更好，他們選誰；誰說他們愛聽的話，他們選誰；誰給他們發錢、讓他們明天過上好日子，他們選誰。

除了上面說的，還有一個因素也不能忽視：媒體失去了不偏不倚的態度。我年輕的時候，媒體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現在的媒體，無論是電視、報紙還是網站，都是某一黨派的發言人，根本沒有不偏不倚的立場。關注大選的人在聽新聞時聽到的都是一個黨派的一面之詞，另一黨派根本沒有陳述觀點的機會。人們變得更極端了，人們和黨派之間的鴻溝更深了，兩黨合作的阻力更大了。

當前的政壇局勢能得到改善嗎？當前的現狀無法改變嗎？我們在文中所說的經濟和社會趨勢很難改變，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制度變革來改善政治進程。

第一，在劃分眾議院選區界線時，應當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擾。按當前的規定，每隔十年，在經過人口普查後，控制每個州立法權的政黨將選區界線重劃一次。各政黨可能在劃分選區時做手腳，把反對派選民集中劃分到少數幾個地區，當權的政黨可以贏得眾議院大多數席位。舉個例子，在2012 年賓夕法尼亞州的選舉中，民主黨在競選眾議院席位時獲得了51% 的選票，但是該州的立法機構由共和黨控制，他們在劃分選區界線時把這51% 的選票都塞到了幾個很小的區域，結果在賓夕法尼亞州的18 個眾議院席位中，民主黨只獲得了5 個（28%）。

哪個黨劃分選區界線，眾議院的席位就是哪個黨的。眾議院中的絕大多數席位根本不是通過競爭贏得的，早被一個政黨收入囊中了。

94% 的眾議院席位競選，結果都是早成定局。換了是在別的國家，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美國肯定要說這不民主。

再舉個例子，加州更改了選區界線劃分方法，在此之前，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來自加州的國會席位很穩固，在255次競選中，只有一次出現了易手。

如果選區界線由獨立的非政治委員會劃分，應該不會出現所有議員固守一種意識形態的情況，議員們更有可能相互妥協、折中，政府在製定政策時可以減少爭鬥，提高效率。我以前居住在​​加州，加州現在已經開始實施此項改革。 2011 年，國會選區是由獨立委員會重新劃分的。現在說結果如何還為時尚早。從目前的情況看，新選區的劃分主要遵循地理和人口特徵界線，選舉中的競爭更透明，更合理。

第二，初選機制應當改革。如上所述，通過選區劃分，某一黨派可能獲得眾議院中的所有席位。在一個不存在競爭的選區，只要被佔壓倒性優勢的政黨提名，肯定能當選。所以，真正的競爭是初選，而贏得初選的很可能是那些擁有狂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原因有三點：(a) 根據fivethirtyeight 這一網站的統計，2014 年，有投票資格的選民中，只有15% 在國會初選中參與了投票(b) 參與初選投票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最受鼓動的人，也是擁有強烈意識形態的人(c) 由於在劃分選區界線時做了手腳，佔壓倒性優勢的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不必理會另一黨派的選民或無黨派選民。按這樣的機制，極端主義很容易出頭。

如果這樣更改一下初選規則，可能會好一些：(a) 只有一次初選，所有人都可以投票(b) 在初選中得票最多的兩人，無論黨派如何，均進入普選。例如，在一個共和黨擁有大量支持者的選區，角逐眾議院席位的兩個普選候選人可以都來自共和黨，既然是民主黨不可能贏得的競選，也不會有民主黨出現在選票上。這樣一來，兩位共和黨候選人中較溫和者可能得到兩黨中比較溫和的選民的支持，從而入選國會。

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華盛頓已經開始“在初選中選出前兩位”。這樣的機制可以保證選出來的是比較溫和的候選人，不是極端分子。如 fivethirtyeight 網站所說，2014年在華盛頓第四選區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在初選中，一位“茶黨英雄”以 32%對26%領先一位溫和的共和黨人，而得票最多的民主黨候選人才獲得12%的選票。如果共和黨與民主黨各有各的初選，茶黨候選人肯定會在普選中與民主黨候選人對陣，而且也一定會獲勝。但是在華盛頓，最後對決的是兩位得票最高的共和黨人，其中較為溫和的候選人贏得了溫和派共和黨人和一部分民主黨人的支持。

如果有更多溫和派勝出，就像幾十年前一樣，我們更有可能看到兩黨合作的局面，互相都讓一步，而不是僵持對立。有人覺得政府有所作為不如僵持不動，我認為現在有很多問題急需解決，參眾兩院分別被兩黨中的極端主義者掌握，或者參眾兩院被一黨中的極端分子把持，與白宮爭執不下，問題很難得到解決。

第三個改進辦法是減少金錢在政治中的作用。在美國政治中，金錢無處不在，而且影響越來越大。

• 2012 年的總統大選一共耗費了20億美元，與2016年的相比應該是小巫見大巫了。
• 2012 年，所有聯邦選舉的總開支估計是70億美元。
• 有些國家的選舉經費來自公共資金，而美國大選中的幾乎所有資金都來自私人。除了私人捐贈，公司和工會也有龐大的影響力。
• 最近的法院裁決允許增加資助金額，而且工會成員很難拒絕出資。有人將出資支持競選等同於言論自由，所以這種行為很難監管。
• 活躍在遊說團體中的有11,000多人，每年開支超過30億美元。
• 每個利益團體都出資支持自己的遊說團體，有些利益團體不希望改革觸及自身利益，他們出資最多。

被選上去的候選人必須卯足勁拉贊助，要不哪有資金打選戰。哪個政界人士能忘了他的金主？所以，有些當選的人想的不是如何制定好政策，而是如何為某一利益集團謀利。

幾年前，我遇到過一個年輕人，我決定支持他參選。他當選後給我打來了電話，我以為他是要向我報喜和致謝。沒想到，他是讓我出資幫他進行下一輪競選！國會議員的任期只有兩年，國會議員的競選無休無止。募集資金在美國大選中多重要，從這個小例子中可見一斑。

我還有最後一條建議，但是這條建議對於我們的聯邦政府來說是多餘的。我的第四個建議是，避免通過公投做決定。我們的開國元首很有智慧，他們給我們留下的治國之道中根本沒有公投。我想應該是他們有先見之明，他們知道不能讓普通百姓通過直接選舉來做重大決定，擔心會出現“多數人的暴政”，但是他們卻沒規定不允許各州進行公投。

結合當前的時政，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柴契爾夫人在1975年發表的反對公投的言論：

她說，沒有明確的憲法條文的保護和界定，公投違背了議會主權理念，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英國的政治體系中，公投無異於以多數主義取代自由民主，置少數人的權益於不顧。她說：“已故的阿特利勳爵說的有道理，獨裁者和蠱惑人心的政客才使用公投這樣的手段。”（2007 年 9 月 11 日，Financial Times）

像英國脫歐這麼重大問題，根本不能以簡單多數的投票結果直接決定。第一，參與投票的人比我們預期的少，最後的決定反應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意願。第二，許多投票的人缺乏知識，也沒有分析能力，無法做出良好的決策。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束後的幾個小時裡，英國人在Google中查詢得最多的是這樣的問題：“脫離歐盟有何影響？”“什麼是歐盟？”能想像嗎，很多問這些問題的人可能正是剛剛決定了英國前途的人。投票之前，他們連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知道。

剛剛經歷了英國發生的事情，聯想到美國當前的時局，我寫了這篇備忘錄。我想說的是，政治正視經濟現實的時候很少，政治有自己的現實。

近年來，面對收入、財富、貿易和就業等問題的趨勢，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感到非常不滿，這種情緒會對將來的政局產生重大影響。當人們普遍遭受經​​濟問題困擾時，他們可能選擇錯誤的領導者。美國也不例外，我們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有的讀者可能覺得我不該對總統候選人品頭論足，也不該批評川普對經濟問題的見解，也有人根本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是我的觀點就是這樣，我覺得我有表達自己的觀點的自由。我在寫這篇備忘錄的時候，盡量只談和經濟相關的問題，盡量只講事實，不談與經濟無關的政策或計劃，​​盡量克服個人好惡。如果我的言論令您不快，請見諒。如果我文中任何事實有誤，歡迎指正。

《雪球》授權轉載